德国父母照顾对我国亲子关系立法的借鉴——兼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我国亲属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近年来,各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不断发生,且许多是发生在家庭领域。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确定为基本原则,在亲子关系立法中也没有能够很好体现该原则的精神实质,加之现行法律规定存在许多空白之处,相关规定也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而在社会和国家层面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干预机制,影响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有效保护。本文通过分析《德国民法典》父母照顾立法的规定及特点,指出在我国亲子关系立法中应借鉴德国的做法,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确定为亲属法的基本原则,并在亲子立法中贯彻始终,具体细化相关规定,增加可操作性,同时引入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和适度干预,以促使父母更好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职责。

IKAP健康护理模式对慢性腹泻患儿康复及其父母照顾能力的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基于信息-知识-信念-行为(IKAP)理论的健康护理模式对慢性腹泻患儿康复及其父母照顾能力的效果观察。方法选取2020年3月—2021年3月慢性腹泻患儿15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组间基本特征具有可比性的原则将患儿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75例。按1:1选取患儿父母入组。对照组行常规健康指导,观察组基于IKAP理论对患儿实施健康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儿父母干预前后照顾技能、患儿症状改善情况及患儿生长发育情况。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患儿父母照顾技能总评分较对照组提高(P<0.05)。干预后观察组腹胀消失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痛消失时间、腹泻消失时间及总住院时间较对照组缩短(P<0.05)。观察组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父母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IKAP理论的健康护理模式能有效提高慢性腹泻患儿父母照顾能力,改善患儿胃肠功能,降低患儿营养不良发生率,促进患儿康复,提高患儿父母满意度。

早产儿父母照顾能力评价护理方案的应用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早产儿父母照顾能力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0年12月入住河南省某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早产儿及其父母12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60例。试验组实施早产儿父母照顾能力评价护理方案,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分别对早产儿父母的照护知识、照护技术、照护能力和早产儿的临床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试验组父母照护知识、照护技术、照护能力得分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试验组早产儿临床指标(喂养不耐受率、出院后半个月内再入院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早产儿父母照顾能力评价护理方案有助于提高早产儿父母照顾能力,有益于改善早产儿临床结局,值得临床护理推广应用。

我国父母照顾权的完善

在我国,社会对子女在家庭中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等个人权利;相关的法律法规过于概括。要解决这一情况,就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法律体系,引进"父母照顾权"的完整理论,用以保障我国未成年子女的权利。

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早产儿父母照顾负担和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早产儿父母照顾负担和生活质量间的作用。方法将秦皇岛市第一医院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收治的早产儿及其父母200例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表对调查对象社会学特征进行调查,分别采用父母应对方式量表(CHIP)、社会支持量表(SSRS)、照顾负担量表(ZBI)、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量表(FAMQOL)对早产儿父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照顾负担、生活质量水平进行调查。同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上述变量间的相关性;探究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早产儿父母照顾负担和生活质量间的作用。结果剔除无效问卷12例,回收有效问卷188份,有效回收率为94.00%;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照顾负担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生活质量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Bootstrap法结果显示,3条路径总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445,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2.66%,其中路径1(照顾负担→应对方式→生活质量)、路径2(照顾负担→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及路径3(照顾负担→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生活质量)相对中介占比14.79%、6.98%、30.89%。结论早产儿父母生活质量与照顾负担、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有关,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早产儿父母照顾负担和生活质量间具有中介作用。

论家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父母照顾权为中心

我国婚姻法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与权利的规定非常概括,缺失了若干必需的法律制度。父母照顾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保护、教育的义务与权利的总称,是基于父母的身份、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是以保护子女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利他性权利,其内容包括人身照顾权和财产照顾权。父母不得抛弃照顾权,亦不得滥用照顾权。父母照顾权的行使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原则,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并应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在父母滥用权利、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时,父母照顾权会依法被限制或剥夺。

父母照顾权研究

父母照顾权,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养育、照顾、保护的义务和权利。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均有关于父母照顾权(亲权)的规定。我国现行婚姻法中虽然粗略性地规定了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但过于原则、概括、可操作性差,缺乏体系性、逻辑性,欠缺父母照顾权制度中的许多必要的规定。我国将来制订民法典亲属编时,一方面,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另一方面,应就父母照顾权的具体内容、行使原则、父母照顾权的丧失与恢复、父母照顾权的终止等作出详细的规定。

农村留守女童父母照顾权阙如及补正——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H乡的个案分析

本文分析了农村留守女童父母照顾权中的居所指定权被滥用、教育权缺失、交往权阙如的情况,提出未来的《婚姻法》修订中应当规定父母照顾权,并细化父母照顾权的内容,继而在《民法典.亲属编》中分别规定父母照顾权和监护制度,使其各司其职,从而为农村留守女童权益保障提供制度支持。

比较法视野下的“父母责任”

父母是子女最大利益的守护者,对未成年子女的生存与发展承担首要责任。当代国际社会,在《儿童权利公约》标准的指引下,以父母履行责任与义务,保障子女最大利益为特征的子女本位立法已成为各国亲子关系立法的主流。我国婚姻法中涉及亲子关系的内容自1980年婚姻法以来从未修改,仍残存着父母本位立法的痕迹。有关父母对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过于概括、简略,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的内涵、边界及法律责任不明确、不具体,对子女权利的保护不周延。我国应在婚姻家庭法中单独设立亲子关系章,将"父母责任"作为上位法律术语,涵括父母对于子女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方面所有的权利义务,全面、系统、具体地规范父母责任。对不履行或不当履行父母责任者,应当明确规定父母责任丧失、转移和恢复的条件和程序,由国家公权力介入,对未成年子女实行国家监护。

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创伤后成长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调查医院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情况。结果: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得分(47.82±6.84);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及患儿是否是独生子女、脑瘫严重程度之间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创伤后成长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0.692,0.769;P<0.05),与消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0.293,P<0.05);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父母的文化程度及积极应对方式是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处于较低水平,增加社会支持,引导积极应对能够提高其创伤后成长水平。

肿瘤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肿瘤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选取某医院2015年1月—2017年5月收治的86例肿瘤患儿的父亲或母亲作为观察组,以同期于该院就诊治疗的60例非肿瘤患儿的父亲或母亲作为对照组,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分析所有纳入研究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间其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情况,并通过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肿瘤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结果观察组其创伤后成长调查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积极应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观察组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t=7.249,P<0.001);经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发现,肿瘤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均呈正相关(P<0.05),新可能性与个人力量及其心理弹性均呈正相关(P<0.05)。结论肿瘤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水平虽高于非肿瘤患儿父母,但其成长水平还有待提高,加强社会支持和增加其积极应对的方式均可进一步提高创伤后成长水平。

被忽视的差异——《民法总则(草案)》“大小监护”立法模式之争的盲区

当下出现的六部《民法总则(草案)》在对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和监护问题上呈现出三种观点:"小监护概念,分别规定"、"大监护概念,统一规定"和"大监护概念,分别规定"。"大监护概念"未能凸显父母子女关系的人权和基本权利指向,也未能体现出思想基础上的"信任与不信任"假设及其派生的区分原则,是不可取的。在"设置统一总则"的潘德克吞体系下,总则应当维持其一般性和抽象性,家庭法编也应当维持其体系完整性,在总则中规定对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和监护是不妥的。《民法总则》应当超越《民法通则》的思维窠臼,修正《民法通则》对父母照顾和监护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定位。

关于民法典中亲子关系的立法思考

调整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是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制度。《民法总则》采用"大监护"的立法模式来统筹解决父母和父母以外的人(或组织)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存在诸多弊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只是在现行《婚姻法》法的基础上稍作修改,无法适应时代需要,缺乏亲子制度的体系性安排及具体制度设计,依然保留落后规定、存留父母本位的痕迹,需要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建议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第一,规定亲子关系的确认制度,包括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认领制度,规定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不再使用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术语,统称为亲生子女;第二,规定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包括受扶养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与其他亲属的交往权、姓名权、发表意见权、财产权等;第三,规定父母照顾权制度,强调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与责任。

试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困境及法律建议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困境非常明显,由于父母普遍外出时间较长,导致隔代监护、手机育儿甚至是独自生活等监护缺失的现象频发,影响了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甚至诱发了他们的行为偏差、情感障碍。《民法总则》规定的大监护制度不利于改善我国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应该设置小监护制度,明确监护转移及监护内容,重视国家监护的兜底,同时要强调父母责任在预防留守儿童犯罪方面的意义。

我国未成年人教养保护制度的立法选择

关于未成年人的教养保护,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分别采取了亲权与监护并行以及由监护吸收亲权两种立法模式。应在对亲权和监护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教养制度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关注大陆法系国家亲权制度的现代发展,借鉴亲权制度现代发展的成果,就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养保护设立父母照顾制度,与监护制度一起实现未成年人的民法保护。

现行民法对亲子关系外部调整的缺失与建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身权的保护,对亲子关系的研究和保护也逐渐受到关注。诱拐儿童、错抱子女、探望权纠纷等都属于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但我国现行《婚姻法》仅仅涉及对亲子关系的内部调整,整个民法都欠缺对亲子关系的外部调整,造成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从私法保护的角度出发,对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宜明确规定"父母照顾权"、构建以"请求权"为核心的二元保护模式、重视精神损害赔偿。

赵广：坚持，只为守护乡亲

1月28日,天空雾蒙蒙的。雷山县大塘镇交腊村驻村第一书记赵广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前方,是他驻守了快3年的村庄。赵广是雷山县森林公安局刑侦治安大队队长,2017年被派驻交腊村任第一书记。"疫情就是命令,各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要全力支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赵广接到县里发出的行动令,他把孩子交给了年迈的父母照顾,第一时间往村里赶去。

德国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与《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比较

《中国民法典》的法典化提供了以德国法视角对婚姻家庭法进行比较法审视的契机。此前,中国的家庭法被规定在独立的《婚姻法》和《收养法》中,如今则位于《中国民法典》的第五编。与之相对的是《德国民法典》第四编的德国家庭法。除了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不同之处外,(两国的婚姻家庭法)在规范目的和追求的规范目标方面存在共同之处。非常明确的是,无论在(何种)法律体系和文化形态中,家庭法都面临着困难的任务,即与变革中的生活现实和变化的价值观念保持步调的一致,与之伴随的便是对(家庭法)持续不断的调整需求。仅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立法机遇的新法典化就是值得被欢迎并且值得被重视的。

我国亲子关系立法的体例与构造

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中的亲子关系立法完善,既要以本土立法经验和文化传承为基础,又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改革成果。中国近现代民事立法向大陆法系靠拢的历史表明,亲子关系立法从体例结构到制度构造的完善,确有以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立法改革为镜鉴之必要。20世纪以来,法、德两国通过对子女在家庭中独立人格和主体地位的确认,实现了亲子法从"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的转变,凸显了平等与非歧视这一当代亲子关系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亲子关系的立法完善,在体例上需改变目前婚姻法、收养法、民法通则"三分天下"的局面;在内容上,急需建立亲子关系确认这一基础性制度,还需引入父母照顾权、未成年子女家庭权概念,并予以详细列举。

《“夺子之战”何时休》系列报道之二 何种权利应成为亲子法的重要内容？——评吕某与王某藏匿子女案

何为父母照顾权？大陆法系各国家庭法中的父母照顾权，是从近现代各国民法规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保护教养关系制度的亲权制度演变发展而来的法律制度。1900年《德国民法典》采亲权的名称（dieelterliche Gewaltrecht）其意为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