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安置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随着国际福利思潮的涌入和我国福利事业的转变,我国的福利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儿童社会保护受到了社会保护投资者类型、社会事件的影响以及特殊的制度和习俗的影响,只有通过进一步梳理我国的儿童观,实现公众对国家、个人、家庭三者关系的转变以及价值观的转变,才能使我国的儿童保护观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从撤销父母监护权政策的激活,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在我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确保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在我国政策领域得以实践。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的安置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并通过社会支持的递送来加以实现,也才能确保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取得实效。

论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制度完善——以撤销父母监护权为视角切入

《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民政部门代表国家承担未成年人监护的兜底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是实现民政部门兜底监护职责的重要途径,民政部门在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的诉前、诉中、诉后三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监护中发挥着预防、化解、监督和教育等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作用,未成年人面临来自父母的现实危险时,民政部门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情节严重的,民政部门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资格。在法院撤销父母的监护资格后,民政部门应做好未成年人后续安置工作。

论父母监护缺位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

由于父母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儿童的受照顾权、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及发展权等权益遭到严重损害。要切实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使留守儿童群体能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应以儿童利益优先,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加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对儿童权益保障的系列法律,使儿童权益的保障依法进行。

儿童权利视角下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的安置

撤销监护权制度在我国激活后,需要进一步关注在监护权撤销后,新的监护关系的建立以及应该进行何种后续监督和救助,从而实现撤销监护权儿童的权利保障。儿童权利理论是安置的重要理论基础,儿童监护不当或缺失是安置问题发生的前提,临时监护关系的设立以及新监护关系的建立是安置的主要形式,其中也存在着经济、情感、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困境。安置难、安置的有效性检验以及可持续性都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研究

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世界各国都从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角度设计了合理的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或类似制度。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但还存在不完善之处。我国的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应包括父母监护权撤销的原因、程序、范围及撤销后的安置措施等方面,在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美国未成年人父母监护资格的恢复及制度启示

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资格被剥夺后,在适格的条件下可得以恢复。美国法强调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要求各州对监护资格受剥夺之父母进行"合理努力",并针对相关流程及服务内容设置具体规则,旨在矫正问题父母和实现家庭团圆。我国《民法总则》第38条虽已确认父母监护资格恢复制度,但其立法根据和实施机制不够充分,关于"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标准过于抽象,也未考虑国家公权力的进一步介入。鉴于《民法总则》第38条的未决问题,美国法的成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困境及对策

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作为我国监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实施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司法实践中救助配套机制不健全,缺乏专门的监护监督体系。结合我国实际,应完善适用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的情形和现有的监护类型体系,健全监护权撤销的监督及安置机制,从社会实践角度真正做好我国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家庭教育的公私法关联研究——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与《民法典》父母监护体系为考察对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在民法上属于父母监护的范畴,其具体内容在学理上虽有解释,但在法律规范的意义上处于空缺。因此,《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行是对父母教育义务内容的填补。与《民法典》父母监护的教育内容不同,《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的父母教育注重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道德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属于成人、成才的教育范畴,作为《民法典》监护职责组成部分的父母教育则注重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行为的约束和管教,属于法律上的守法教育;前者旨在通过父母教育产生好的成人、成才结果;后者则旨在通过父母的教育预防和阻止不法行为,避免违法结果的发生;前者追求道德公民的培养目标,后者则是追求合法公民的底线培养。二者的体系关联我们可以从与《民法典》监护人履职原则的关联、与《民法典》教育义务主体的关联、与《民法典》尊重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关联、与民事法律责任的关联等诸方面考察。

论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监护缺失的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这个阶段性问题不仅对留守儿童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有伤害性影响,而且这也将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脆弱环节。儿童对整个家庭来说是触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在"留守"以后所产生的后遗症也是未能全面预见和解决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也是家庭之所以成为家庭的必备因素。因此,父母监护的缺失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论未成年人人身自由权与父母监护权的冲突与平衡

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与父母的监护权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不仅表现在立法层面,而且已经浮现于司法层面。有必要对父母的监护权和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实施动态制衡,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平衡,使这两种权利有各自适合的施展空间。

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为视角下的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完善研究

近年来频发的家庭虐童事件不仅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维护儿童的健康安全,保障儿童基本权益不仅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文章从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出发,审视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中存在的缺乏预防与早期介入渠道、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未能引发个体积极性等问题。结合风险两面性的视角以及政府积极性治理等观点,建议构建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强化能力建设、构建包容的社会环境。以期提升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的科学性与适效性。

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完善进路——兼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构建

《民法总则》关于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撤销有详细规定,但关于我国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的法律规定存在很多遗漏,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救助配套机制也不健全,缺乏专门的未成年监护制度以及监督体系,即我国父母监护撤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司法机关经验少、干预亲子关系手段有限;国家所应承担的监护责任具体规定不明确;后续监督机制不完善;恢复父母监护权规定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在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修撰中可以从丰富干预方法、细化国家所应承担的兜底监护责任、增加后续监督方式、应多方衡量恢复父母监护权等层面完善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细化未成年人监护的监督方式,为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立法形成了多方、有效、严谨的法律条文体系化格局。

撤销父母监护权对受赡养权影响的相关思考

撤销父母监护权的立法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一大进步,弥补了原本无法撤销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法律空缺。但是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尤其是由于监护权的变更而引起的亲子关系变化更为复杂棘手。本文试图讨论撤销监护权的不同后果及分别对应的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变化,认为当父母监护权丧失之后,基于亲权剥离理论和公平理念,父母的受赡养权也应随之丧失,由国家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与犯罪实证研究

在山东农村,留守儿童约占全部儿童的1/3,其不良行为率、犯罪率大大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留守儿童的犯罪率高达12.54%,比非留守儿童高出近11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定监护严重缺位,委托监护不力,其他监护尚未充分展开。因此,应重构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应尽快完善父母监护制度,强化父母的监护任责;设立专门的国家监护组织,加重国家的监护责任,以切实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改革委托监护制度,赋予受委托监护人报酬请求权;建立健全社区和学校监护制度;加强国家监督职能,真正将监护纳入社会公益范畴。

我国当代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探析

当代未成年人监护发生了重大变革,儿童保护的观念已经取代传统的父母支配。父母监护仍然是最基本的形式,但应当辅之以社会监护、国家监护作为补充。我国的监护理念和监护制度尚有不足。应当确立建立父母监护与第三人监护的二分结构,进一步廓清监护权的边界,充实监护权的内涵,尤其应明确规定交往权,规范受托照料人的权利义务,完善监护监督并确立对监护权行使过程中常态化的国家支持。

没人管的孩子有了新家

“杨明的身体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7月14日,重庆市璧山区检察院检察二部主任荣莉像往常一样,通过手机视频向福利院工作人员询问。“他比刚来那阵子开朗多了,与同学们相处融洽,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听完工作人员介绍,荣莉的心放了下来。在此之前,璧山区检察院以一份检察建议为契机,与公安、民政部门多次会商,联合出台《关于剥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暨解决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抚养问题工作办法(试行)》,为未成年人监护缺失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和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