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COPPA中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并不总是有权同意网络运营商处理自己的个人信息。原因是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网上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和后果。“父母知情同意”规则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中诞生的。此规则设置了“通知-同意”模式:在使用儿童个人信息之前,网络运营商向父母们发送通知以获得其可验证的父母同意。但是此规则在具体操作中存在技术、经济以及法律问题。就法律层面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层面共同发力,为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基础。

未成年子女隐私权与父母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未成年人享有隐私权,父母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的有关信息享有知情权。由于两权自身的法理冲突、主体法律意识的失衡及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空白,两权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可以从法律、情理两方面协调两权的冲突。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以信息自决联结知情与同意权能。儿童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由父母替代决定是履行父母职能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文章以美国《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蓝本,审视我国现有立法中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制度基础,从民事立法为主的多元保护路径、儿童数字年龄、儿童网络服务内容、实施中的技术要求以及处罚机制5个方面完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进而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

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的信息权益保护--基于父母知情同意的保护维度

保护未成年人的信息权益是数字时代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核心议题之一。《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形成了父母知情同意的保护路径,有效发挥了保护未成年人信息权益的立法作用,但仍存在保护对象范围不清、父母所具有的保护权限过窄、对父母的信息素养预期设置过高等问题。可通过对未成年人进行年龄分层来界定保护范围、增设父母对儿童信息的综合保护权、强化信息处理者的安全责任等条款妥当解释法律规范,填补法律漏洞,最终铸就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法治秩序。

家校协同父母知情权与未成年子女隐私权的协调策略

未成年人尤其在家庭语境中的隐私权问题,常常"理所应当"被人忽视。面对孩子教育问题,通过教育手段的有效介入,逐步加大法制宣传,并大力发展家庭教育,规范学校引导,开启家校协同育人,不断革新父母思想理念,共享正确有效的方法经验等策略,从而协调父母知情权与未成年子女隐私权,实现教育权利迁移,提升未成年人核心素养,培养健全人格,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父母知情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与教育建议

父母知情对青少年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若父母采取的知情策略与青少年时期的发展特点不相适应,则会适得其反。本文主要阐述了父母知情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不同的父母知情策略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及教育建议。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学校、同伴以及父母的影响

网络游戏成瘾会引发青少年一系列的问题行为,为了了解学校、家庭和同伴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更好地抑制和消除他们的成瘾习惯,研究者采用问卷法对1406名初中生进行调查,考察不良同伴在感知校园氛围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父母知情对这一中介过程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家庭月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后,感知校园氛围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不良同伴在感知校园氛围与网络游戏成瘾关系间起着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父母知情对中介路径"感知校园氛围→不良同伴→网络游戏成瘾"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为此,教师可以通过营造积极的校园氛围,增强父母知情,同时减少不良同伴交往来减少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行为。

亲子利益冲突视域下的父母同意与儿童自主——基于网络“晒娃”现象的思考

我国有关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预设儿童缺乏行为能力、父母与儿童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现实中父母的网络“晒娃”行为可能损害儿童权益,父母权利与儿童权利之间可能由此发生冲突。而当父母利益与儿童利益不一致时,后者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父母网络“晒娃”情境中的亲子冲突从表面上看是双方的具体权利之间的冲突,其背后反映了父母自主与儿童自主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不同儿童观念或父母观念之间的冲突。认真对待亲子利益冲突对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至关重要。以父母知情同意原则及其完善为落脚点,构建分年龄段、分信息层、分阶段的动态同意模式是平衡父母同意与儿童自主的关键。

论数字时代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信息权益的法律保护

信息自决权是人格权在数字环境中的扩展,由于未成年人同意能力不足,该项权利主要通过父母对其信息的保护而实现,父母知情同意则是其主要进路,体现在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监护人同意”等条款中,但是这种“一揽子”单独同意原则的应对方式过于粗疏,对未成年人信息保护实效有限。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已构建的源头数据规制和个人赋权制衡的框架下,具备判断能力、理解能力的适龄未成年人,他们的同意能力应当被认可,有必要在未成年人“被保护”单一消极路径下,设立另一种积极的自我保护模式,赋予适龄未成年人对其中、低维风险信息的自决权。在处理未成年人信息时,可通过协调未成年人信息自决权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信息的决定权,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同伴侵害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1401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了同伴侵害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Problematic online game use,POGU)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父母知情的调节。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后,同伴侵害仍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2)同伴侵害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还可以通过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而间接预测青少年POGU;(3)父母知情显著调节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的直接效应,较高的父母知情可以缓冲同伴侵害的负面效应;(4)父母知情显著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段(学业自我效能感→POGU),即低水平的父母知情放大了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POGU的风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