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视频平台版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为了锁定优质视频版权资源,部分长视频平台借助资本优势签订独家授权协议,打造版权壁垒,并通过不合理高价、拒绝交易、差别待遇等商业行为进一步巩固优势地位,产生限制或妨碍相关市场竞争的消极影响。针对版权滥用行为的规制,我国著作权法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反垄断法适用难度较高,网络视频市场竞争秩序亟待规范。文章以长视频平台版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为逻辑起点,提出应当加强反垄断框架下的事前监管手段,实施结构性干预,重点完善我国的长视频版权授权和转授权机制,最后辅以反垄断事后执法机制,完善版权滥用行为在反垄断规制框架下的类型化认定,以期通过事前事后双重路径,有效规制长视频平台版权滥用行为。

长视频平台版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视频版权是长视频平台的关键资源和核心竞争力。长视频平台通过版权集中建立了其他平台难以逾越的版权壁垒,生态系统建设有助于长视频平台实施生态型垄断行为,长视频平台突破权利边界实施的版权滥用行为损害了长视频市场和相邻短视频市场的竞争,进而触发反垄断法的规制。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版权滥用行为包括长视频平台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变更独家授权或者转授权价格、联合抵制交易、版权共享等垄断协议,以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长视频平台实施的垄断高价、拒绝交易、差别待遇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还涉及版权交易的经营者集中。为了确保版权滥用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有效和适度,应坚持以利益平衡原则协调版权保护与版权滥用规制的关系,确立竞争损害标准作为反垄断法介入的标准,推动网络视频领域版权授权模式的改革。

论数字内容平台版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大型数字内容平台基于网络效应、用户锁定效应产生的竞争优势,叠加版权独家交易所形成的版权集中效果,极易形成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开展经营活动的竞争瓶颈。尤其当数字内容平台本身也参与下游市场竞争时,版权滥用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隐忧将成为现实。目前,基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的规制路径存在相关市场界定争议不断、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度高、实际规制效果欠佳的局限,引入禁止版权滥用原则的私法规制路径可成为一种有益补充。在既有规制路径的具体实施中,一方面,应当尽快通过设定主体标准,要求适格的数字内容平台主体履行竞争性义务,使得具有一定版权资源积累量的数字内容平台承担以合理条件促成关键设施版权开放的义务;另一方面,设计防止版权滥用的反竞争抗辩制度也应当成为重要的补充救济手段。其中,应以违反促进数字内容产品传播、激励创新的版权法公共政策,具有反竞争效果的初步证据作为版权滥用抗辩成立的构成要件。

版权滥用规制中平台主体责任的生成及实现

数字时代版权滥用行为不仅诱发了单边效应、封锁效应和消费者福利减损等竞争损害,而且阻滞了创新要素流动,不利于知识信息的传播利用和学习再创作,亟待规制。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公共规制暴露出回应性不足等缺陷。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发挥平台自我规制的优势,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版权滥用规制中平台主体责任的设置在原则上应当具有层次性、明确性和比例性,在内容上平台通过积极履行相应义务,具体承担法律责任、契约责任和道德责任,形成层次分明、边界清晰的责任体系,可有效预防和化解版权滥用风险。

版权滥用泛在之证伪

版权本为法定垄断之权。通常而言,正常行使版权并不会构成版权滥用,更不可能构成垄断行为。文娱领域的个体作品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对个体作品的版权行使极少会影响市场竞争。聚合一定量级版权的互联网内容平台是否构成垄断需要基于竞争法原理,结合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进行个案判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以来,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应当进一步加强版权保护工作,而不是无端限制权利的正常行使。在此背景下,《著作权法》不宜规定所谓“版权滥用原则”。《反垄断法》对版权行使也应保持谦抑,避免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度侵蚀。

微软“黑屏”计划引起的版权滥用及法律适用思考

微软的"黑屏"计划并不是对正版软件的保护行为,该计划滥用了版权人的技术措施权,构成版权滥用。然而,由于计划的主要针对对象是用户,不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作用,因此,不能适用《反垄断法》调整。微软的"黑屏"计划也反映出了版权滥用行为认定违法的隐蔽性及法律适用的复杂性特点。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以网络环境下版权滥用为视角

近年来,关于网络版权的纠纷与争议不断涌现,其根源在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之间并不协调。金融风暴下,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面临瓶颈,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应当是谨小慎微的,新的政策方向,新的制度出台,牵动的都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前景。本文从版权滥用这一互联时代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名词为切入点,对版权滥用的可诉性及合理使用的"权利化"展开论述,为如何在坚持传统民法与知识产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有效解决互联网技术发展给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新概念、新矛盾提供思路。

论版权滥用之判断标准

版权滥用正日益成为美国版权侵权诉讼中被告(被指控的侵权人)常用的一种抗辩。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版权滥用的判断标准颇有争议,目前主要有"超越版权范围"和"反垄断"两种标准。基于版权法本身的政策考虑,"超越版权范围"比"反垄断"标准更为合理。

版权滥用原则的适用标准研究

2011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Psystar与苹果公司之间长达三年的诉讼长跑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苹果公司并未滥用版权,维持了地区法院对Psystar公司下达的永久禁令。两级法院对版权滥用的认定都采用违反反托拉斯法标准。本文分析了法院如果采用版权法的公共政策标准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判决结果。同时结合版权法的宗旨和违反反托拉斯法标准自身的局限性,提出我国应在版权法范畴内确立和发展版权滥用抗辩原则,并坚持适用公共政策标准。

美国版权滥用原则的演进与反思

版权滥用原则是美国版权法中一项颇有特色的制度,它作为版权侵权诉讼中的一种抗辩理由,最早于1990年的Lasercomb案中得以确立。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尽管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它的适用领域和标准等方面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数字音乐独家版权案看版权滥用的规制路径

我国音乐独家版权处罚案显示数字音乐平台可能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滥用版权,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是,对于版权滥用的规制,我国著作权法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反垄断法适用难度高。比较法研究显示,美国知识产权法将版权滥用视为一项侵权抗辩理由,美国反垄断法认定拒绝许可形式的版权滥用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美国法对版权滥用的双重规制路径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结合我国当前的行业问题、已有规则和实践,我国可考虑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版权滥用抗辩制度,适度调整其适用条件,将这一制度限制在允许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对版权人滥用版权、限制竞争的行为提出异议,同时最大程度防止这一制度本身被滥用的效果范围内。我国还可考虑在竞争领域降低反垄断法项下拒绝许可条款的认定门槛,补充权利人的反竞争意图等作为综合考虑的因素,并制定证据规则指南,提升规则的可操作性。

区块链技术在版权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

版权的保护是研究领域的重点,有效预防和规制版权的滥用是版权保护的工作重点。目前版权滥用领域存在判断标准不统一、查处缺乏及时性等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规制版权滥用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一方面,版权信息锁定在区块链中,保证版权使用的全过程监督,同时,固定有关版权诉讼的证据,避免了诉讼标的较小但收集证据困难的尴尬,另一方面,分布式共享机制能够统一版权滥用标准,难以篡改的性质能够防止版权滥用,实现版权的反向保护与充分利用。

独家音乐版权滥用的著作权法规制

独家音乐版权滥用会导致《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创作、流通以及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对独家音乐版权滥用的规制具有《著作权法》层面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必要性。针对独家音乐版权滥用的规制,《著作权法》现有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调和机制存在制度适用不能的客观问题,需要针对性地引入版权滥用的原则性规制条款,明确独家音乐版权滥用《著作权法》规制的预设条件。同时亦应对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予以修正,探索建构兼具竞争性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引入版权强制性集体管理制度。

版权技术保护措施滥用行为规制探析

版权技术保护措施作为法律认可并保护的私力救济技术手段,其使用应有利于维护版权利益平衡。但是,其在现实中却屡被滥用而危及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对于技术保护措施滥用行为,我国版权法既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也缺少针对性的惩戒与监督机制。因此,建议我国版权法结合技术核心功能、技术侵害性以及技术使用透明度等因素进一步明确并细化版权技术保护措施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并针对有关滥用行为完善相应的惩戒与责任制度,同时构建必要的信息披露与滥用监控机制。

从合理使用制度到法定许可制度──制衡数据商滥用版权的立法思路

通过完善版权制度来规制数据商滥用版权是重要的法律选择。相对于合理使用制度存在权利性质不明、无法对抗契约效力、被技术措施锁定,导致对抗滥用版权乏力的局限性,法定许可制度更具利益平衡功能、排斥拒绝许可和单方面的权利限制、防范数据商提出高索价要求等特征,能遏制数据商滥用版权。在我国建立图书馆法定许可制度,需要对适用评估、使用定价、报酬转付、通知公告、侵权救济等法律内容作出科学的安排。

滥用版权、商标权市场支配地位的美国反托拉斯考察

美国将滥用版权、商标权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纳入由若干法案、判例及各式指南组成的反托拉斯体系架构中予以规制,其宗旨乃是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促进社会福利。上述体系架构历史地、辩证地理清了版权滥用原则、商标权滥用原则与反托拉斯法间的相互独立关系;也对版权人通过许可协议限制竞争,滥用版权市场支配地位约束不受版权法保护之领域或限制合理使用制度允许之行为,滥用"反规避权"等新型版权违法行径予以了科学的认定;还从政府授权、商标之象征意义、商标产生之消费者依赖等方面审视了滥用商标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对滥用商标域名和"商标反淡化保护"制度等行为模式予以了体系化的归纳和总结。

智能时代《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之必要与展开--由ChatGPT引发的思考

ChatGPT应用于创作领域所产生的各种欺诈现象和伦理风险引发了在理论上思考《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在作品创作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实现对人工智能所使用版权数据的合理保护,并且保障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信息真实性、伦理正当性和机器创作事实的公开性。在版权交易领域,诚信原则可以从交易客体、内容、结果和环境等方面保障交易安全,并且维护版权人、消费者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在交易中的公平利益。在版权行使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帮助确定版权保护的合理范围,并有效规制版权欺诈和版权滥用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像《商标法》和《专利法》那样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出版商在图书馆数据库贸易中滥用许可权的反垄断法规制

在与图书馆的数据库贸易中,数据库出版商利用版权垄断地位滥用许可权,有可能排除、破坏、妨碍或限制竞争,扰乱市场秩序,用反垄断法对数据库出版商滥用许可权的行为予以规制有坚实的法理基础。数据库出版商滥用许可权的行为包括"搭配销售""价格控制""拒绝许可""权利限制"等。由于版权适用反垄断法例外原则,因此这些行为并非都必定会受到反垄断法追究,需针对具体情况分析判断。我国调整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立法有待完善,切入点包括科学选择政策取向、开展专门性立法、建立详细的操作指南、确定违法审查标准等。

国际版权的法律适用

版权贸易日益频繁,使得国际版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倍受法学界的关注。面对版权的法律冲突,国际版权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属地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为了平衡各国的贸易利益,我国和国际立法大多采用了以“分割论”为基础的法律适用模式。此外,在关注传统的版权保护法律适用问题时,规制“版权滥用”的法律适用也逐渐受到人们重视。

图书馆在与数据库出版商博弈中的自我拯救

数据库出版商在与图书馆的数据库贸易中滥用版权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立法和技术背景。数据库出版商滥用版权压抑了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增加了图书馆的经济负担,加大了图书馆的法律风险,弱化了图书馆的知识交流功能。图书馆同数据库出版商博弈,除期盼立法创新与司法救济外,还要主动采取自我拯救措施,包括掀起抵制滥用版权运动、建立许可协议标准模板、增强集团许可谈判能力、组织与整合替代信息资源、积极地寻求政府购买、发展壮大图书馆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