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平台版权责任认定的解构与续造

由于直播模式的特殊性,实践中存在平台对直播内容监管力不足,直播的即时性使“通知—必要措施”事实上无效,权利人举证能力有限使平台责任难以认定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完善平台与用户协议规则、构建即时巡查和举报处理制度以及优化举证责任公平分配之标准等维度,对网络直播平台版权责任的认定规则进行重构与续造。

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版权责任问题研究

网络服务提供商分为因特网连接服务、内容服务和特殊服务提供商三类 ,三者版权责任各异。连接服务提供商因只提供数据传输通道 ,对网上客户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 ;内容服务提供商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网站向用户提供信息 ,类似传统环境下出版者地位 ,应对其发布的所有信息承担版权责任 ,但是在使用超文本链接技术中提出“虚拟”材料时 ,版权人不构成侵权 ;特殊服务提供商是在网上提供布告板的经营者 ,应当对权利人承担版权责任 ,但是只有在推定过错原则下承担责任才是合理的 。

网络服务商版权责任的适用基础

在对待网络服务商的版权责任问题上,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理论深受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的影响。由于缺乏本土文化的支撑,致使在制度建设和司法推行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重点对网络服务商版权责任制度不同的适用基础进行了深入检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不应简单地移植西方网络服务商版权责任制度,而是更应当重视研究中国本身的问题,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培植相应的知识产权文化,培养尊重知识产权的权利意识的基本观点。

中国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版权责任的配置路径——兼评《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17条平台承担“过滤义务”的观照

《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第1194—1197条规定了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版权责任的配置标准,但通过对照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17条规定的平台"过滤义务",可以发现其存在如明显的权利人承担相关版权保护主要责任的事实不能、平台在利益驱动下忽视相关版权保护和利益平衡机制失衡下在线内容分享市场呈现混乱状态等问题。因此,可以从法律上明确平台的"过滤义务"、以利益平衡原则构建"过滤义务"责任的实施细则和建立平台"过滤义务"承担的认证体系等维度,优化中国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版权的责任配置。

网络上第三人版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作品复制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和由此形成的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严重威胁,著作权保护机制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如在难以追究网络中众多个人侵权者责任的情况下,著作权法中第三人责任(间接责任)制度得以迅速地确立;为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和传播数字化作品,著作权法又引入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但这两种新制度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著作权是否过度扩张、是否影响高科技发展和公众获取作品自由的担忧。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原有的著作权许可方式,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正在形成之中。本组论文对这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独到见解。无论读者是否赞同其中的结论,或许都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数据安全视角下Iaas模式云服务商版权责任研究--以阿里云版权侵权案为例

用户租用云服务商的服务器存储数据(Iaas模式)侵犯版权时,云服务商是否适用“避风港”规则并承担版权侵权责任?阿里云案一审判决及一些学者认为适用,但二审判决及一些学者认为不适用。云服务商没有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如果让云提供商按照“避风港”规则审查、删除数据,否则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将会影响数据安全,加重云服务商的责任,阻碍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确保数据安全及遵循利益平衡原则下,采用并完善诉前禁令制度,规定云服务商协助禁令执行,缩小云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责任范围,才能维护云服务商、版权人和用户的三方利益。

云计算、开放平台与服务商版权责任

在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每次创新发展都在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随着“云计算”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作为“因印刷技术而生，随科技革命而变”的著作权制度，是否会遭遇新的技术冲击，给制度设计和法律适用带来新的难题？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关于云计算和互联网开放平台的分析和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而其中涉及法律问题特别是版权问题研究的文献却寥寥可数。

论数字图书馆的版权责任

分析了数字图书馆的法律地位与版权责任的关系,阐述了数字图书馆版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充当不同的网络信息服务者角色应承担的版权责任,就《解释》、DMCA中与数字图书馆版权责任相关的条款进行了讨论。

云计算时代流媒体播放服务商的版权责任 对“Cablevision案”和“Aereo案”的思考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收看节目和传输作品的方式,但新的技术却引发了版权人与新型流媒体播放服务商之间的版权大战。美国的"Cablevision案"和"Aereo案"体现了云计算技术对版权传统法律规则的全新挑战和诘问,两案的共同焦点都在于判断流媒体服务提供商是否侵犯了公开表演权。美国最高法院在最近判决的"Aereo案"中,认定新型流媒体播放服务商Aereo符合"表演"和"公开"两个要件,实施了版权法意义上的公开表演行为。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审视两案的技术背景和所适用的规则,对于我们了解高科技条件下版权法的发展脉络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十分重要。

论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商的版权责任

网络购物产业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版权问题一直困扰着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商。在当前发生的诸多案件中,法院对于服务商的法律定位依然存在偏差,对责任要件的具体判断也没有确切的定论与认识。实际上,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商法律定位应是信息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商。对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的责任边界的探讨,既要正确理解主观过错要件,也要细致考量直接经济收益要件。

帮助侵权与网络版权责任

本文通过追溯帮助侵权行为法律沿革,剖析帮助侵权行为要素,以阐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网络版权责任相关法理依据,并提出修订网络版权法律规定相关思考:落实帮助侵权法律依据,增加"避风港"条款对网络中介与网络用户关联度调查要求。

云音乐存储服务提供商的版权责任——以“百代诉MP3tunes案”为视角

云音乐存储服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播放音乐的方式,但这种新型模式的出现引起了版权人的担忧,并发展到与云服务提供商对簿公堂。云音乐第一案——"百代诉MP3tunes案"中,"重复数据删除技术"的运用是否会导致对作品的公开表演,成为判断云音乐存储服务商直接侵权成立与否的关键。在判断云音乐存储服务商版权间接侵权责任承担时,法院主要从终止用户重复侵权政策的采用、是否构成"飘扬的红旗"以及"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范围这三个方面,来确定云音乐存储服务商能否适用避风港规则;云服务提供商对于用户直接侵权行为的主观认知状态则成为判断其版权间接责任的关键。

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版权责任

近几年来,国内开始出现由于最终用户使用他人开发的软件产品而引起的版权纠纷。今年,微软公司控告亚都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软件一案的出现,更加引起了国内有关各界的热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是否应当承担侵害软件版权责任?在这里笔者将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一般简称《保护条例》)就争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平台革命引发的美国版权责任变革及经验分析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内容创新,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大量的侵犯著作权的问题。美国国会出于消除传统版权责任给互联网平台发展与自治带来的制度阻碍的目的,于1998年发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设立了至今影响全球的避风港原则。然而,随着美国互联网平台规模的急速扩张,美国法院为了督促平台使用其强大的管理权力保护版权,不断对避风港原则进行限缩。基于此,我们在借鉴美国的制度经验时应当结合互联网平台的动态发展,在认可我国较为严苛的避风港规则的同时,将原创性标准引入红旗规则,以此在督促互联网平台进行侵权内容审查时,激励用户进行内容创新。

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责任新探

在数字化时代，既要充分保护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鼓励知识信息传播者的合法传播行为，更要满足公众充分享受网络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版权侵权责任中律师费赔偿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损失厌恶理论为基础

损失厌恶理论认为,预期的一个单位损失所产生的痛苦远大于一个单位得到的所产生的满足。完善律师费赔偿制度、尝试降低损失预期对发挥版权制度的激励作用有较大意义。检视当下律师费赔偿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现有规范未能对律师费赔偿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二,律师费赔偿以实际发生为前提,权利人易产生损失厌恶心理;其三,法定赔偿制度未能与律师费赔偿制度良好衔接,适用法定赔偿时较难妥善进行律师费赔偿。针对上述问题,律师费赔偿制度可以从支持对风险代理中的风险费用进行赔偿、细化法定赔偿中的律师费赔偿规则、律师费赔偿数额与诉讼请求支持比例脱钩3个方面进行完善。

论微信公众号转载作品版权责任需厘清的若干问题

微信公众号转载作品的版权责任认定中应厘清微信服务商、微信公众号和著作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法运用授权许可制度,准确解读作品中"禁止转载"的声明;区分主体间侵权责任,特别是微信服务商间接侵权责任认定问题以及正确适用微信服务合同的免责条款和风险条款。

利益平衡视角下我国网络平台版权侵权责任问题分析

“通知-删除”规则在新技术条件下已被证实难以平衡版权各方主体利益,异化为平台逃避版权保护责任的工具。而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第17条确立的版权内容过滤制度,以技术为依托,为合理配置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侵权责任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其对于加强平台与权利人合作、平衡二者利益关系具有重要性。我国作为互联网大国,应立足现状,理性借鉴欧盟先进立法经验,从利益平衡角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侵权责任配置模式。首先,应明确平台是否承担以及承担何种程度的过滤义务取决于其信息管理控制能力与过滤技术水平的高低;其次,应建立平台与权利人之间的过滤技术成本合理共担机制,防止权利滥用;最后,应设立错误过滤的救济机制,保障用户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