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丛碑》看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转变

牛丛是明清时期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自治组织。由于其运行多依习惯法进行,流存的文字材料较少,经考证,贵州省盘州市柏果镇光绪时期的《齐丛碑》,反映了清末牛丛组织性质的变化。嘉庆之后牛丛组织成为滥用“苗例”的地方联盟组织,对偷盗等行为私自处以火烧极刑,故被政府明令取缔。光绪时期《齐丛碑》反映了牛丛组织的新生,即由地方联盟武装组织变成民事组织,其对偷盗处罚方式已由私刑火烧改为经济惩罚,体现了清末少数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中的国家在场,反映了“苗例”正被“国法”取代的趋势。

“合把”与“牛丛”:历史上云贵地区乡村自治组织的比较研究

“合把”与“牛丛”是历史上云贵地区的乡村自治组织。合把主要分布于贵州黔中地区,牛丛主要分布于云南各地和贵州黔西南地区。利用方志、奏稿、碑刻、文集、诗集等资料对合把与牛丛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者有本质区别,合把是“良俗”,社会得以善治,故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在民国时期仍推行;而牛丛是“恶俗”,导致社会大乱,故被政府严禁,以致民国时期已消失。事实说明,历史上主流的乡村治理是官民共治模式,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内稳定了基层社会的秩序。乡规民约作为乡村内源性自治资源,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脱离政府的监管。

明清时期云贵山坝社会“牛丛”组织内涵演变考论

作为村寨互助组织的“牛丛”,其内涵在明清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明中后期,“牛丛”是受到官方力量认可和监督的乡兵,因其军事防卫的功能始有团练的内涵,其朋编之法内的经济互助行为,或对云南“賩会”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影响,且“牛丛”与“賩”是为不同目的服务的两个体系。清前中期,在边疆地区保甲制度推行不深的情况下,基层社会仍旧依靠“牛丛”等互助组织维护治安,在地方话语体系中“牛丛”具有乡规民约的内涵。清中后期,因其产生“聚众抗官”和“擅烧盗贼”的行为,“牛丛”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被视作“恶俗”,但聚众抗官并非乡民生活常态,“牛丛”组织内部演变而来的“柴棚”烧贼,才是“恶俗”的真正名目。

明清西南地区“牛丛”问题研究

牛丛自明代中期以后伴随汉人迁徙西南(以云南为主)边远山区而兴起。在明朝,牛丛是乡村防御力量的重要部分,兼具保甲性质。随着清前期的裁卫并县、改土归流等推进,官方控制深入社会基层。清中期以后,牛丛组织与官方矛盾越来越明显,成为官方严禁对象。进入晚清,由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牛丛弊端更进一步展现,加剧地方动乱,成为官方平乱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官方虽严厉禁止,但直到清末牛丛依旧影响着乡村冲突的处理方式。牛丛组织在明清易代中的地位变化,是朝廷在西南治理中政策、制度变化之反映。

《全唐诗》牛丛《题朝阳岩》正误

赵明诚《金石录》目录记有牛嵸题朝阳岩诗刻一通,历代方志因袭著录,自赵氏以下迄未有人得见真拓。《全唐诗》卷五四二录牛丛《题朝阳岩》一首,诗云:"蹑石攀萝路不迷,晓天风好浪花低。洞名独占朝阳号,应有梧桐待凤栖。"学者或误解为题咏晋祠之作。今经笔者亲临勘查,见其诗刻真迹仍在,文字内容大致完好。以拓本校诸书,诗题、诗句、作者均有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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