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衷的笑声——和农民一起看《咱们的牛百岁》

春节前夕,我随上影厂《咱们的牛百岁》摄制组到农民编剧袁学强的家乡,也就是影片中故事发生的地方——,山东省荣城县城厢公社的成山卫大队和碑鲁大队同农民一起看影片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虽然这几天气候十分寒冷,但露天场地上的气氛却非常热烈。乡亲们一边看,一边笑着说:“演得真好,你看菊花、天胜和田福多象我们村的……。”是的,正因为他们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熟悉的村庄和麦场,所以他们的笑声特别多,反应也特别强烈。

影片《咱们的牛百岁》赏析三题

我有幸较早读到电影文学剧本《脚步》,感到这是近年来在反映农村生活上,取材新颖、构思别致、形象生动、幽默含蓄,厚实耐看的一部新人新作,读后,很是欣喜。最近看到把它摄制成的影片《咱们的牛百岁》。

《咱们的牛百岁》创作经过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是根据我的中篇《庄稼人的脚步》改编的,所以先谈中篇,再谈改编。引起写这部中篇的创作欲望,首先是听到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八一年初春,县里召开文化站工作会议,我们这些记工分的站长,凑在一起无话不谈。那年,更多的是谈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各公社的新变化。有一个伙计讲了这么一件事。他们公社有两个社员谁也惹不起,不打架身上就痒痒,村里分组时谁也不要。一个生产队长把他们揽到自己的作业组。

“牛百岁”时期的胶东农村

我的中篇小说《庄稼人的脚步》改编成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已经是36年前的事了。我时常想起那个时候的胶东农村。1950年底,四岁的我随父母从青岛回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磨山村老家探望祖父母,被老人家留在了身边做伴儿。从此以后,变成一个泥头泥脸的农村孩子。1963年我初中毕业于荣成六中,回老家种地,立志要改变家乡面貌,先后担任大队农业技术员、团支部书记、林业果业生产队长,在庄稼地里滚了近13年,出死劲流大汗,白天随着日头转,夜里追着月亮干,一副战天斗地的豪情。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实题材电影浅析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革"中严重左倾的思想被纠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从"文革"压制与迫害中挣脱出来,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进入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以及电影工作者对电影艺术本体的思考和回归,中国电影的创作题材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伤痕电影、农村电影、都市电影、校园电影、文学名著电影、战争电影等佳片迭出。其中以农村生活。

喜剧电影漫议

喜剧是笑的艺术。喜剧片是电影中一个很重要的品种,它有给人愉悦、匡正时弊的功能,对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喜剧的笑,是一种绝大的精神力量,它不仅能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而且也能把崭新的生活形式接来人间。”但是,我国的喜剧片的成就远不如正剧和悲剧片的成就大。这除了有历史的原因而外,也有一些观念制约着喜剧电影艺术的发展。比如过去有人总认为喜剧是肤浅的,悲剧才是深刻的,似乎喜剧要比正剧、悲剧“低一等”,认为它只是滑稽可笑,难以登大雅之堂。这当然是一种浅薄之见。众所周知。

喜剧艺术在当代中国

我国新时期艺术美学的研究中兴起了一支独辟蹊径的队伍,这就是喜剧美学的研究群体。其代表之一,便是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所长——陈孝英研究员。近年来,他以陕西、南京、北京、上海、广东为基础,组织起一支喜剧美学的研究队伍,并在西安和香港先后召开了三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研讨会,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专业研究机构——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美学研究室,创办了第一家喜剧美学刊物——《喜剧世界》双月刊,在新疆、陕西和广东主编了三套喜剧美学丛书。与此同时,他本人已出版或即将出版《幽默的奥秘》、《喜剧美学初探》、《漫话幽默》、《幽默理论在当代世界》、《喜剧电影理论在当代世界》、《喜剧美学论文集》、《中国当代幽默小说选》等七部著作,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受到国内及苏联、美国、香港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关注。去年六月,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电影文化中心邀请他赴港讲学。他在香港喜剧电影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喜剧艺术在当代中国》的学术报告,引起强烈反响。港、台及美、英的电影艺术家、理论家、影评家认为,他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意见。现将陈孝英同志的学术报告刊登于后,并发表理睛同志的评述文章,以飨读者。

留在胶片上的记忆——电影演员王馥荔的长镜头

留在胶片上的记忆,清晰而永恒。吕瑞芬、菊花、翠喜、四姑娘、黄翠环,一个个普普通通,栩栩如生的中国妇女形象,在胶片上连连曝光。乡间的小路上回荡着她爽朗的笑声,日出时分有她执著追求的身影。观众听到了,也看见了。记忆中,有长镜头的多意性,也有蒙太奇的复现性。胶片上的记忆,蕴含着王馥荔的情与爱、苦与甜。对她来说,这种记忆无比亲切,极为珍贵,是难以忘却的。

影坛盛开“家庭花”

在国产片的创作中,有不少电影搭档都是一家人,他们成为夫妻,或是父子,因为熟悉,在艺术上可以“言无不尽”,方便切磋,互补不足,在生活上可以相互帮助,彼此照顾,增加情趣。 夫妻联合创作剧本。王兴东、王浙滨:《飞来的仙鹤》、《我只流三次泪》、《苦乐三兄弟》;

喜剧的“误区”和误区的“喜剧”——评电影《斗鸡》

由王秉林执导、陈裕德、梁天、丁一、博艺伟等人主演的北影新片《斗鸡》尚未正式公映,而赞誉之声鹊起,面对一致看好的呼声,笔者却不便轻易苟同。《斗鸡》描写的是一个以斗鸡形式进行赌博活动的故事。本来编导的用意是良好的,旨在通过斗鸡这种农村中特有的赌博形式揭示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冲击给人带来的异化,从而说明赌博不仅使人丢掉了金钱。

烟台开展“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电影放映周活动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辰七十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济南军区烟台文化分站从三月十日起,在站区诸部队陆续开展了一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电影放映周活动。这次电影周是围绕着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革命先烈。

“离婚”小议

电影与戏剧“离婚”之争已吵了些年月,笔者也有点想法求教于诸位。人凡“离婚”,不外乎双方彻底决裂,不再有任何瓜葛。要电影与戏剧“离婚”,无非是要求电影彻底独立,成为一门由不受戏剧因素束缚的艺术。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电影本性同表现手法自身的日益完善,这种要求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眼下就提出“离婚”,我想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可以这样说,只要电影还在剧场里放映,那就必须讲求剧场效果。这时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脱离戏剧性。我想,即使是天才导演有天人的本领,只靠自己的蒙太奇与造型手段等电影手法也很难拍出一部吸引人的电影作品来。

《五魁》“大闹”影视城

大漠孤烟,黄河峻岭,大自然造就了西部独特的世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前人为大西北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自然,从古至今,这里发生的诸多故事,或悲或喜,都是荡气回肠,富有传奇彩色。

电影评论写作书简

“掌声”与“机声”的交响曲已经奏毕.载有大作的小刊三月号,几日内当可达览.报讯之后,还想谈点“编后感”一一纸上谈心.《掌声引起的思索》,这标题好在不做作,又有点“悬念”味.读者一看,也许就开始猜想文中的“W”了.文章的“听觉”反证“视觉”,把银幕效果、电影画面和作者的思维活动(思索)联在一起,而又有层次地展开.这么写,从做文章的角度看也是好的.

影视批评的态度及文艺家的气度——谈方义华诉讼案兼与白璐先生商榷

《不只是说方义华》体现了非也同志的胆略和气魄。他怀着对中国电影走向的真挚关切之心,对当前某些影片图解改治、开掘不深、质量不高的现象提出了针砭时弊、楔入腠理的批评,是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但看了白璐先生的《为方义华说几句公道话》一文(载贵刊今年第一期),很让人困惑。

苍白的笑和舒心的笑——纵观中国的通俗喜剧片

有哲人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会笑的民族。我以为这句话说成我们是不懂得幽默的民族,恐怕更合适一些。比如,我们报刊杂志上所刊登的地道的中国式“幽默”,如果比之“国外小幽默”的话,那简直只能算亚幽默或次幽默。但是,最能体现这点的,无疑是中国的通俗喜剧片了。

银幕男子汉形象辨析

近年来,早已用“阴盛阳衰”四个字给银幕男子汉形象下了结论。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公正的,偏颇的。首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文革前的影片中有无男子汉形象?一些人们崇拜高仓健,崇拜阿兰·德龙等外国影星,这并不奇怪,但这部分人并不能代表数以亿计的广大观众。人常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解释吗。每个国家。

山西电影制片厂简记

由内蒙回贵州途经太原,在转车的空闲里,抓紧时机到山西电影制片厂,见到了业务副厂长卢若琰、年轻女导演姚贤玲,虽来去勿忙,但收获依然不小。山西厂是省办小厂,既拍电影又录电视,从厂长到门卫这几十个人团结很好,活路也不少,在目前文艺不景气的情况下,还能发得起工资,属“温饱型”。该厂创建于1958年,当时只能拍些纪录片,如《五台山下一条街》、《千里迢迢慰亲人》、《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1975年改名为山西电影摄制队,拍摄了《昔阳人民跨长江》、《大学生当农民》。

不可推脱的责任——论当前部分低下影片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

当前,社会治安秩序的不稳定现象,除经济开放造成的因素外,电影尤其有着不可推脱的重大责任。随着经济政策的开放,作为本来就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主要宣传工具——电影,也争先恐后,急忙忙披挂上马,介入了这场经济争夺战之中。于是,金钱成了一些编、导、演的上帝,昔日被人们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竞把自己的良心抛于背后,置社会影响于不顾,置青少年教育于不问,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管,什么疯狂、残酷的血腥暴力,什么醉生梦死的舞台、酒吧;什么利欲熏心的走私贩毒;什么思想空虚,穿着奇形怪服,长着四不象头发的“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