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牡丹亭》委婉语研究

委婉语是人类在交际活动中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语言形式。汤显祖的《牡丹亭》中使用了大量的委婉语。国内外学者对汤显祖戏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鲜有学者研究其中的委婉语。本文运用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对《牡丹亭》中的委婉语进行研究。《牡丹亭》中的委婉语大致有六类,分别与死亡、性爱、金钱、犯罪、年老等话题有关;委婉语的基本认知机制是概念转喻,主要通过部分代替整体和地点代替行为或机构等两种转喻方式实现;《牡丹亭》中委婉语的产生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两种因素的影响。

变译理论视域下《牡丹亭》英译文本探析

作为中国“四大名剧”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的文学成就颇高。该剧讲述了官家小姐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之间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迄今为止,《牡丹亭》已经被译介为多种语言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于海内外享有盛誉。文章运用变译理论探析《牡丹亭》的各种英语译介,研究发现变译的运用在该剧的翻译中特别常见,对中外译者皆是如此,变译为《牡丹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修辞心理学视角下《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关修辞对比研究

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使用了大量的双关修辞,文章从修辞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两部作品中双关的修辞特点和心理机制。就修辞特点而言,两部戏剧的双关辞格都以同音异义和同形异义的形式呈现,但二者的个人修辞风格有所不同,莎士比亚在运用双关时体现了诙谐幽默的修辞风格,而汤显祖则展现了含蓄婉约的修辞风格。从修辞心理学角度分析双关修辞的心理运作机制,可以发现双关修辞文本的建构和解构与“心理距离”有着密切关系。修辞个性心理特性对个人修辞风格具有较大影响,文章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生活经历、个人性格、时代背景展开分析,阐释双关修辞运用的成因。

论《牡丹亭》中“画像”的运用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画像”作为剧中的重要道具,涵盖了自画像、替代物以及杜丽娘的个性表现等意义。首先,“画像”作为线索串联全剧叙事,推动情节发展;其次,“画像”有助于深入解读剧中的人物形象;此外,“画像”也有助于解析汤显祖的至情观。基于此,诠释“画像”在本剧中的运用可以视为探析《牡丹亭》的一把钥匙。

《牡丹亭》至情思想的表现与影响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以梦幻的形式将一个“情”字贯穿首尾,深刻地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这一思想源于汤显祖的生平经历,更离不开他自身对生命的“合理性”思考。《牡丹亭》中蕴含的“至情”思想超脱时代,在封建礼教的暗夜中散发出人性解放的光芒,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从“三美论”视角评析集唐诗英译——以《牡丹亭》许渊冲英译本为例

集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形式。汤显祖的《牡丹亭》是较早使用集唐诗的戏剧作品,剧本中集唐诗与剧情发展相互呼应,总结提示,承前启后,起到为剧情的文学性叙述画龙点睛、增色添彩的作用。典籍翻译是中国文化外译的特殊领域,具有专业性极强、对译者翻译能力要求极高的特点。故本文从国内翻译理论三美论的“意美、音美、形美”三个角度,具体分析许渊冲诗歌翻译理论在集唐诗翻译实践中的运用,感受译本与原作的对等程度和英译传译的效果。

读戏曲经典窥戏曲奥秘——《百部经典·牡丹亭》解读人周育德先生访谈录

【访谈缘起】《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涵盖百种典籍,进行当代解读,体现新时代精神,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截至2023年底,已完成百种书目遴选和八十种图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丛书出版后获业界人士一致好评,社会效应显著。为使大家进一步了解《百部经典》台前幕后,特别策划本次访谈。周育德先生作为《百部经典·牡丹亭》的解读人,曾多次参与项目的宣推工作。他对项目有着深入了解,对《牡丹亭》更有着独到的思考与真知灼见。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牡丹亭》事典英译——以汪榕培译本为例

作为“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其中大量使用的典故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本文对《牡丹亭》中的事典进行了遴选,并将其分为神话传说类事典和历史类事典。本文从功能对等理论角度出发,根据词汇对等、句法对等和篇章对等,对汪榕培《牡丹亭》译本中的事典翻译进行分析,剖析译者在事典英译中如何传递典故中的隐含意义。

权力话语视阈下《牡丹亭》科举文化词汇翻译——以白之译本为例

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既是权力实施的工具,又是获得权力的关键。翻译文本作为话语符号系统的表现方式之一,为权力所制约。本研究对白之的《牡丹亭》全译本中的科举文化词汇译例进行分析,认为译者受其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未能勾勒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真实相貌,进而影响了科举文化的权力话语的建立。本研究旨在为译介作品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力话语研究提供启示。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牡丹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研究——西利尔·白之译本和许渊冲译本的对比分析

《牡丹亭》作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经典之作,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领域关注的焦点。该研究采用译者行为批评的视角,对《牡丹亭》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通过分析汉学家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与翻译家许渊冲在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时的选择,探讨了译者如何在保持原文文化内涵和适应目标语读者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牡丹亭》翻译实践,还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见解,从而促进中国古典戏剧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写真”图研究——以石林居士序刻本为中心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图像内容、构图版式和传播路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功能与意义,而学界对《牡丹亭》中特定插图的研究并不多。文章以其中的“写真”图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版本的插图内容与其变化过程。研究发现:石林居士版的“写真”图具有经典性和独创性,既体现在杜丽娘“三重画像”的独特图绘模式所蕴含的创作理念,又表现在后来的出版物对其不断模仿与翻刻;明清两代不同版本“写真”图的创作与改写,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趣味和审美意识,以及不同群体对戏曲文本的接受理解;插图创作传统悠久,从同一系列的“写真”图比较中考察插图的演变规律与功能,可以进一步发掘古代戏曲插图的发展状况与艺术价值。

南曲【尾声】新论——以《牡丹亭》为例

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常用曲牌之一,【尾声】对于套数的完整和曲学的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三句十二拍”的【尾声】范式已然在明代南曲场域中成为定格。大量涌现的【尾声】理论彰显着曲家对于【尾声】的理论思考与曲体自觉。然曲师在选词谱曲中常对不同宫调的【尾声】予以差异化处理,主要表现在调式、散板以及结音三个方面。南曲【尾声】无疑面临着曲家与曲师的抵牾,二者在根本上指涉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以辩证的精神去探寻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在戏曲音乐的视野格局中既可明晰传统理论范式,亦可丰富南曲【尾声】研究。

“放逐”与“回归”--以《牡丹亭》“花园”的叙事功能为观照点

作为与“家园”同义的“花园”在《牡丹亭》中并不纯粹是“符号化表征空间”,其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表现为以“家园”空间为核心的“放逐—回归”叙事模式。然而,我们也应区分中西文论之哲学支点殊异,需对这一叙事模式进行本土化书写。而对于“花园”叙事意义的分析,将涉及前人业已讨论的空间与权力、空间与性别、空间与存在等问题。因此,拈出“花园”为观照点具有以一总多的效果。游园是对父权话语的反抗、服从性空间的逃逸,同时也是人性自然化的手段。丽娘于“花园”这一“异托邦”中,实现了从“放逐”到“回归”的生命体验,回到“家园”完成了个体自由性的确证。

汉学家白之《牡丹亭》译本翻译研究

美国汉学家西利尔·白之深受中国文化的吸引,翻译成就斐然,为中西文化交流搭建了坚实的桥梁。本文聚焦白之翻译的《牡丹亭》译本,深入剖析了白之的翻译方法及翻译观。白之在翻译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多种方法,既保留了原作的艺术魅力,又使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的译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本研究旨在深入理解其翻译方法背后的逻辑和动机,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戏曲舞台美术现代叙述方式的探索与建构——以《牡丹亭》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本结构的进化、舞台形式的变革以及观众审美意识的转变,传统戏曲在当今时代的上演已经发生了多种变化,对于传统戏曲的再度上演要进行现代化的探索与建构,不同时代、不同导演、不同风格戏曲的上演都有着不同的舞台美术设计。

上昆全本《牡丹亭》何以惊艳当代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观看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观众无不为之惊艳。全本五十五出连演三天的迷人魅力,上昆“五班三代”合力打造、青年演员领衔主演的舞台实力,对汤翁原作传承创新的当代探索,让《牡丹亭》又一次成为当下戏迷观众的热门话题。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汪译《牡丹亭》杜丽娘人物形象的再现

文章选取中国典籍译者汪榕培的《牡丹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剧中与杜丽娘相关的容貌类描述、语言类描述以及评价类描述的英译作为研究语料,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考察译者对于《牡丹亭》中杜丽娘人物形象的再现方式,探明译者再现人物形象的英译过程及其背后的合理性。分析发现,汪译文主要采用意译、增词以及调整句式结构方式再现杜丽娘的姿态神情;通过传达人物语言中隐含的情感再现杜丽娘语言的委婉含蓄;借助直译突出杜丽娘的貌美、意译披露杜丽娘的羞涩与惆怅。

计量风格学视域下《牡丹亭》三个全译本的翻译风格比较

本研究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选取《牡丹亭》的三个全译本(Birch译本、张光前译本、汪榕培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使用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smith 8.0,对比三个全译本在词汇、句法以及语篇三个层面的语言特征。研究发现:白译本倾向于使用长句,展现出丰富的词汇量,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汪译本则更加注重译文的流畅性与可读性,表达更为细腻且富有层次感;而张译本则介于两者之间,既不过于冗长也不过于简略,更适合中等水平的读者阅读。

论《牡丹亭》改本的得失——以两种重要改编本为例

《牡丹亭》自面世以来,便受到广泛关注。各种点评本和改编本流传甚多,其中臧懋循的《还魂记》及冯梦龙的《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是《牡丹亭》改编本中最重要的两种。本文以这二者为例,从优化和不足两个方面来论述《牡丹亭》改本的得失。由于发现不足比总结优点容易很多,所以分析改本的得失以“失”为主,而“失”的主要原因应与改编本均未跳出原作品的框架有关。汤显祖《牡丹亭》在明清时期的主要改本有八种,分别为:吕玉绳的改本.

《牡丹亭》唱词用典研究

《牡丹亭》作为“临川四梦”之首,一直以来都是学者的研究热点,无论是人物形象研究,还是思想意义研究,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牡丹亭》唱词用典具有曲白相声、雅俗共赏、言语贴切自然的特点,并且典故类型多与集唐诗、千字文、《诗经》等结合,具有良好的作用。本文以唱词用典为切入点去研究《牡丹亭》中的集唐诗以及汤显祖“诗尊杜甫”和“文推韩愈、柳宗元”的诗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