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唐以前牡丹品种无专名

宋代刘斧的《青琐高议》后集卷五收佚名《隋炀帝海山记》上(记炀帝宫中花木)一文,内有云: (炀)帝自(杨)素死,益无惮。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略)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略)易州进二十相牡丹:赭红、赭木、鞓红、坯红、浅红、飞来红、袁家红、起州红、醉妃红、起台红、云红、天外黄、一拂黄、软条黄、冠子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