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意象与《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的塑造

中国花卉文化中,牡丹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明代传奇《牡丹亭》从传统的牡丹文化、牡丹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在剧作家汤显祖笔下,女主人公杜丽娘有着牡丹一般的艳姿淑质,牡丹一般的悲剧命运,牡丹一般多情而坚贞的品性,显现了浓厚的牡丹文化元素。而美丽高雅、多情动人的杜丽娘形象的塑造,正是明代中后期人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成果之一。

还珠楼主牡丹意象的空间结构功能及其传统文化渊源

牡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花卉文化重要构成,也是传统社会伦理与宗教精神的重要载体。民国北派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笔下的牡丹,成为仙侠生存空间的"仙花",具有丛集式的仙界空间营构效果。牡丹形象的仙界再现,是其历史性的现实社会空间等级结构功能的理性折射。而超越物态形式的牡丹"神似"叙事策略取向,则为借助世俗牡丹意象带给接受主体美好的情绪记忆。还珠楼主在"比德"潜意识下,以"形似"牡丹的仙葩书写,确立了牡丹作为内心花卉参照物的理性空间结构,昭示出仙界空间给予接受主体超验世界的性质。牡丹仙性叙事的本土仙隐文化渊源是牡丹意象长久存在的族群内动力。牡丹意象由世俗空间位移仙界的雅俗共赏特质,是其高贵典雅而又反正统、反强权平民意识的超空间正义理念显现。

子弟书说唱文学中牡丹意象的表演功能——兼谈子弟书对于还珠楼主创作的启发

"花中之王"牡丹历来有"国色天香""富贵之花"美誉,子弟书唱本将中原牡丹文化既有的"女神(女仙)"追慕情结,赋予了满族民俗特征,形成大致八类互有联系的形象结构及功能。在中原文化满族化的过程中,子弟书承继了汉文化中牡丹意象的女性性别象征意味,突出了牡丹意象之于男女情爱表现尤其跨越人仙(鬼、妖)之恋的特长,通过神仙道化思想的展演,在说唱者与听众的结构性力场中,表现出清代中晚期"盛时不再"的感伤、困于"八旗生计"的满族下层民众萧索悲凉的情怀。但作为清代满族说唱曲艺活化石的子弟书,因其创作者、演唱者以及观众主要是"八旗子弟",在族群观念接受与传播过程中有意无意间"取形忘神",在说唱者与观众构成的互动链条中强化了"牡丹意象"的文化道具功能和满族人本诸等级观念。

唐宋诗词中的牡丹意象及其审美内蕴

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作为一种审美意象源远流长。由唐至宋,牡丹因其独特的气质风韵一跃成为文人笔下的新宠,有人赞赏它无与伦比的美丽,有人欣赏它与生俱来的风骨和气度,也有人把牡丹作为一种被同情的对象借牡丹浇心中块垒,更有人对牡丹大加贬斥。一定程度上说,牡丹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兴衰,对牡丹欣赏也好,贬斥也罢,不变的是牡丹,变化的是文人们在世事沉浮中的心态和命运。

欧阳修洛阳牡丹意象书写考释

天下产牡丹地之多,而欧阳修却独尊洛阳。在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中,洛阳牡丹意象频繁出现,其自称为“洛阳花下客”。考究欧阳修生平,其仕途的起点是洛阳,交游结社、诗酒宴饮的得意之地也是洛阳。离开洛阳留守推官之职以后,洛阳牡丹又成了欧阳修追忆的对象,洛阳牡丹借欧阳修之笔而得以获得品名,而欧阳修也借牡丹意象去关照自己的人生,实现了花与人、乐与悲、雅与俗的双重映照。

牡丹文化意象与西部多元民俗文化认同

牡丹文化意象深深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部多元文化中所蕴含着的牡丹文化意象内涵丰富,符合了人们对文明生活的美好期盼。在历史上,随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深受人们内心喜爱的牡丹意象得到了众多民族的认同,这一意象以各类民俗事项为载体,源源不断地为各民族之间达成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提供正能量。

明清之际咏花诗中的“牡丹”意象与士人心态

明清之际诗歌中的"牡丹"意象普遍具有沉痛的时代烙印,与特殊的士人心态紧密相联。首先,与传统牡丹诗往往给人以歌舞升平、富贵美好的感受恰好相反,它被赋予了"故国"的象征意蕴,常常唤起诗人国破家亡、身世飘零的痛楚与繁华易逝的悲伤。其次,因其"故国"的象征意蕴,它还能使诗人重温旧梦,暂时忘怀现实的痛苦,获得片刻美好的体验,成为诗人"借以娱目肆志"的灵魂遁逃之所。再次,在象征富贵繁华的基础上,发展了象征内在人格精神之"富贵"的全新内涵。

关于西北口传民歌“花儿”中的牡丹

“花儿”是中国民间歌谣体裁形式,主要流传在中国青海、甘肃、宁夏地区,不仅在汉族群众中流传,也深受当地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群众喜爱,并因语言与曲调的差异形成众多分支。它的得名,一般认为是因在唱词中用“花儿”喻姑娘;起源于清代,也有人将其追溯到唐。“花儿”曲调总的特点是高昂优美,展示着黄河上游高山草原区的文化内涵。

《牡丹亭》的魅力

“牡丹亭意象”所寓托的戏剧动作是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而生 ,是汤显祖“情”的理念的戏曲与美学的呈现、杰出的美学的创造。

走出“牡丹亭”——苏舜钦近体诗中的语言转型

苏舜钦的诗歌通过副词的恰当使用、句子对偶的巧妙改变、援用散文手法入诗等方式,打破了唐诗以来意象浓密、句子定位模糊、诗篇精致繁复而难以使读者把握要领的局面,促成了宋诗的语言转型。这正与人们历来称赞的"牡丹亭"意象相背离,从而促进了文学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