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注释全唐诗》处理牡丹诗所存在的问题

《全唐诗》共收录吟咏和涉及牡丹的诗词130首左右,其中词占极少数。《增订注释全唐诗》对牡丹诗的注释、考订,有不少错误之处。对这些问题予以辨正,可供研究唐诗及牡丹文化者参考。

唐宋牡丹诗与牡丹文化

牡丹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一种花卉,为历代人们所喜爱。在唐宋时期,更成为一种共同的民族审美风尚。诗人为此也写下了数量众多的牡丹诗。这些诗或直接咏叹牡丹的形貌之美,或借花抒怀,托物寓意。借咏牡丹来抒发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反映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与其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一种极富时代和民族特色的牡丹文化。

论杨万里牡丹诗家国情怀的缺失及其原因

杨万里是南宋诗人中题咏牡丹较多的诗人。其牡丹诗主要抒写基于牡丹之游赏、艺植及友朋赏玩、酬赠花卉等日常生活趣味,偶有藉题咏牡丹以寄托仕宦升沉的感慨。这与南宋士大夫文人普遍睹牡丹而思京洛,藉题咏牡丹以抒写中原沦陷、河洛丘墟等家国之恨形成鲜明对照。杨万里牡丹诗对于家国情怀的淡化与回避,与其日常生活情趣有关,与其现实政治境遇及心态有关,也与其独特的诗歌理论或诗学趣味有关。

颂圣文化与士大夫精神的交织呈现——北宋牡丹诗的文化观照

基于北宋牡丹审美玩赏活动的新特点,与唐五代牡丹诗相比,北宋牡丹诗的创作情况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基于颂圣心理而创作的牡丹诗大规模涌现,使作为题咏对象的牡丹被赋予深厚的政治意涵。与此同时,基于士大夫文人个体化情感、经历或精神的牡丹诗词,在继承中晚唐文人牡丹诗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黎遂球影园黄牡丹诗的文化阐释

黎遂球以十首咏黄牡丹诗获得牡丹状元称号,成为影响数百年的文化事件。究其原因,扬州及影园都会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名士效应强化了黄牡丹诗的文化内涵,其内在精神和大众的心理渴望交合而成一种人性力量,这种力量是人类多种基本元素的融合与再生;黄牡丹诗以人事写花的诗学价值和密集用典所形成的纤秾沉著的美学风格,打通了不同来源的隔代审美经验,让我们感受、体验到民族文化审美经验的叠加,从而造成了厚重的审美整体性。

全唐牡丹诗概观——基于电子文献检索计量分析的全唐牡丹诗史略

"牡丹诗"是指以"牡丹"为题即题含"牡丹"之名的诗。据《全唐诗》及其《补编》电子文本检索试计量分析,比较以"梅"、"桃"、"菊"等五种常见花卉为题的诗,牡丹诗作家、作品数量最多的事实,体现了全唐时代牡丹为"花中王"的地位。而全唐牡丹诗作家作品的行列,则显示全唐牡丹诗兴于盛唐,盛于中唐,光大于晚唐五代。白居易为全唐牡丹诗第一人,而元稹、刘禹锡、孙鲂堪与之并称"四大家"。此外以一首或一句诗得名者有李正封、李山甫、罗隐、卢肇"四名家"。但仅以诗篇论,无名氏《白牡丹》和传为皮日休《牡丹》一诗可能更广为人知。利用电子文献检索的文本计量分析不仅是技术手段的革新与进步,还需要学理上的提高与创新。即使从检索具体操作的层面看,这种研究的每一步骤也都是浸透着学术性的工作。

“清香合让梅为最,阳艳丛中许牡丹”——唐咏牡丹诗与宋咏梅诗的比较

所谓"国花",即是指受到全民喜爱并成为本国象征的花卉,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唐时的牡丹和宋时的梅花都是独领风骚,可以称为一朝之国花了。这种全民性的观赏兴趣表现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便是唐代咏牡丹诗和宋代咏梅诗的兴盛。论文分别讨论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盛行的物质基础,时代心理对咏花诗的选择性审美,以及这两类咏花诗在被审美观念选择的同时,对大众审美文化产生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使得牡丹与梅花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深处,影响深远。

亳州艺文志之牡丹诗初探

亳州牡丹在明清时期繁盛一时,留下了众多歌咏牡丹的篇章。本文试从亳州艺文志中收录的牡丹诗入手,阐述亳州牡丹的兴盛以及牡丹进入文人的审美视野后所产生的独具特色的牡丹审美文化,并进一步梳理出牡丹审美文化的变迁过程。

紫牡丹诗案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古代常识·明清部分》二九三页论及清初的文字狱时说:“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按,“紫牡丹诗案”为清初著名的文字狱,其本末野史记载纷纭。孟森《心史丛刊》之集“闲闲录案”条谓:“流俗相传,以为此《南山集》中语,及检《南山集》,乃并无此。”《南山集》为戴名世之作,《南山集》狱亦为康熙年间著名文字狱之一。孟氏复引许嗣茅《绪南笔谈》,云:“乾隆三十三年,吾郡《闲闲录》狱起,举人蔡显所作,书中多雌黄他人之作之处,郡中恶人,因摭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自来记载,罕及此事。”则谓此诗为蔡显所引古人语。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二云,东台县举人徐述夔“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代咏洛阳牡丹诗研究

唐朝是诗的国度。作为陪都的洛阳,牡丹的种植广泛,品种丰富。牡丹花,不仅娇艳多姿,而且富丽堂皇,自古就吸引着许多的文人墨客的赞美和歌颂。据初步的收集,唐代写牡丹的诗就不下百首。洛阳比较著名的牡丹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而且在华夏民族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牡丹文化的发展及其繁荣,也为我国的牡丹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牡丹诗话

“万万花中第一流,浅霞轻染嫩银瓯。”牡丹花雍容华贵,姹紫嫣红,幽香馥郁,被誉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深受诗人们的爱戴和赏识。 牡丹花历来被诗人们所讴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十分喜爱牡丹花,他为牡丹作诗曰:“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艳灯煌煌。照地被开锦绣缎,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浓姿贵彩信奇艳。

唐代咏牡丹诗研究

唐代出现贞观开元两大盛世,经济高度繁荣,富贵之花牡丹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为文人提供了新的创作对象.此文将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诗人的个人情况入手,深入研究牡丹诗的主题意蕴以及承载的感情.

论唐人诗歌中的牡丹情结及其文化意蕴

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为世人所喜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对象。特别是在唐代,诗人们写下了数量众多、美不胜收的咏牡丹诗,这些诗歌或直接赞美牡丹的形色之美;或描述了当时社会有关牡丹的习俗与风尚;或借牡丹抒怀,表达诗人们的思想情感;或通过牡丹反映出阶级差别,谴责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从唐代牡丹诗歌入手,结合唐代的习俗及风尚,探讨富有民族特色的牡丹文化情结及意蕴。

“诗圣”或曾咏牡丹——兼谈杜甫两首诗的编年问题

杜甫《花底》诗,历代注杜者多谓与其另一首《柳边》诗同作于广德元年春流寓梓州时期,推测所咏为梅花、桃花或绛梅。明人薛凤翔著《牡丹史》,疑此诗所咏为牡丹,因而将其收入《艺文志》门。根据对《花底》《柳边》二诗整理过程的梳理,以及对《花底》诗的精细解读,笔者推断此诗所咏极有可能就是牡丹。若进一步揣摩作品词情及作者藉以传达的心理意绪,或可推断此诗作于天宝六年杜甫待诏阙下、被李林甫黜落之前。

“春归”漫话——谈《牡丹亭·惊梦》与诗词曲中之“春归”

《牡丹亭·惊梦》[好姐姐]一曲,有句著名的曲文“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对“春归”的解释,过去许多著名的学者均释之为“春尽”,如王起主编的《中国戏曲选》在此两句下注为:“牡丹为群花之冠,但春归时与诸花一道凋零,也占不的先了。”朱东润注此句为:“牡丹虽好二句:皮日休咏牡丹诗有独占人间第一春句,牡丹当春尽才开花,故有此反问。整句意为牡丹虽美。

论《牡丹亭》集唐诗对传奇剧剧情的推动

历来文人集唐的热情很高，明传奇将唐诗以集句的方式嵌入作品，汤显祖则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牡丹亭》是一部优秀的“诗剧”，它的“剧诗”是构成“诗剧”的重要因素。我们研究《牡丹亭》集唐诗与剧情的关系，不能脱离它在剧本中的具体语境。下场诗中《惊梦》集唐诗主要担当了叙事状物的功能，《寻梦》集唐诗的议论抒情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写真》集唐诗是刻画人物的传神之笔。上场诗主要用来介绍人物，剧中诗往往能表现人物内心。我们可以把集唐诗的作用总结为概括和预示作用。才子佳人传奇集唐诗，较成功的有《玉合记》、《长生殿》和《紫钗记》，它们的集唐诗与《牡丹亭》

简说韩琦咏牡丹花诗

北宋名相韩琦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写了十七首专门咏牡丹花的诗,这些诗在他的古风和律诗中可见,感情细腻真挚,其中透露出作者淡泊高尚的品质,蕴含着对自然美景的赞叹,同时表达出作者珍惜生命的豁达情怀,也流露出许多生命忧患意识。这些咏牡丹花诗用不一样的视角丰富了中国咏牡丹诗的意蕴,同时拓宽了咏牡丹诗的意境,本文以韩琦诗歌中有关咏牡丹花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不同方面进行浅显探讨。

“诗体移植”刍议——以汉语牡丹格律诗英译为例

汉语格律诗词的英译具有特殊的难点。通过对汉语近体诗与英语诗在诗体格律方面的对比分析,探讨汉语格律诗英译中"诗体移植"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结合翻译实践,论述"以步代顿""以韵代韵""以平行句对应对仗"等方法在翻译汉语格律诗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苏轼与牡丹

宋代杰出学者苏轼 ( 1 0 3 6— 1 1 0 1 )。亦是我国古代牡丹研究颇有成就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牡丹记叙》和三十多首有真知灼见的牡丹诗 ,对我国牡丹研究的科学历史与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证实了北宋中期我国东部牡丹的栽培、研究、育种和牡丹文化 ,均有较快的发展和较高的水平 ;杭州为其中心 ,品种数目逾百 ;杭州太守沈立 ( 1 0 0 7— 1 0 78)早在熙宁五年 ( 1 0 72 )、就已撰写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牡丹专著《牡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