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篇《牡丹赋》与“甘露之变”

中唐时期,舒元舆和李德裕各自创作了一篇《牡丹赋》,然舒赋作年无考。笔者经过认真考察和分析,认为舒赋作于大和九年,早于李赋九年。舒、李二赋所流露出来的创作心态和所表达的主旨,皆与当时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有密切关系。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牡丹赋》与“甘露之变”——李德裕、舒元舆《牡丹赋》新论

中唐著名政治人物李德裕和舒元舆曾分别创作过一篇《牡丹赋》,两篇赋的创作时间基本相同,大约在唐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爆发之前的大和八年或九年暮春,并且这两篇《牡丹赋》很可能带有同题共赋的性质。不仅如此,这两篇《牡丹赋》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德裕、舒元舆"甘露之变"前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状态。其中,舒元舆曾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的行动,事败罹祸。他的《牡丹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自己得遇明主、骤然显贵的志得意满,流露出其在"甘露之变"爆发前踌躇满志的心态。李德裕因与李训等人政见不合而在大和八年末离朝外任,他的《牡丹赋》除流露出对朝政的隐忧和对个人升沉荣辱的感慨,似乎还包含对于李训、郑注等朝中妄倖之辈的冷眼和暗讽。"甘露之变"中罹难朝臣的命运,竟被其《牡丹赋》不幸而言中。

牡丹赋

秀园圃兮冠群芳，出洛阳兮王天下。得天地之灵气兮，国色神韵；集日月之精华兮，天香奇葩。流光溢彩兮，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兮，端庄典雅。鼎鼎之名，无须直唤；赫赫之位，尊曰国花。若夫眷恋鼠姑，谓之大雅。《诗》以寄情，《简》以作答。《本草》释义。

牡丹赋

万花谱中冠群芳 诗篇画卷誉花王。 到了春深后，众香国里谁独秀？ 牡丹花，盎然开放占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