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意识与创作自觉——论李贽“童心说”与本居宣长“物哀说”

创作自觉应以创作主体的个体意识的自觉为前提,而个体意识在儒家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往往被伦理和秩序所遮蔽。反映在文学中,则表现为文学创作的非个人化特征,重视文学的工具属性。李贽的“童心说”和本居宣长的“物哀说”都强调文学的创作自觉,强调对创作主体意识与情感的真实表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晚期,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创作自觉成为中日两国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呈现中日两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化具有一定自发性,乃至同步性。“童心说”更侧重个人的绝对自由,强调情感的“直”与“真”;“物哀说”则侧重“物”与“我”的相互交融,视物为“心”,并最终实现“以心感心”。因其侧重点不一样,其对文学的影响也各不一样,显示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特色和理论追求。

本居宣长“物哀说”背后所见的中国思想

本居宣长的“物哀说”与日本中古时期的“物哀”思想不同,具有反日本朱子学的诉求,简言之即主“情”去“理”,求“真”反“假”。然而研究发现,该“物哀说”却化用了一些中国思想。其中虽有宣长的误读,但可让人联想到当时中日两国思想家可能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精神追求,以及中国的一些思想可能也促使宣长理论生成、发展。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思想的部分关系,对其间内涵相契的历史追求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揭开更多尚未被认识的学术谜团。

色染众生知哀苦——论日本“物哀说”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欲

日本在汲取汉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也就是本居宣长的"物哀说"。虽然本居宣长将其作为日本原创的理论,但实际上,它深深受到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宫体诗以及晚明至清朝时期以情、欲为主的文学变革。本居宣长所谓的"物哀",实际上是抛弃了伦理化和社会化的主题,强调主情和个人主义的感物兴叹。

三十年来国内关于《源氏物语》的主题分析综述

关于《源氏物语》的主题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综观我国关于《源氏物语》主题研究的学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以叶渭渠先生的《〈源氏物语〉译本序》中提到的＂批判揭露说＂为代表;第二,是以李芒先生为代表的＂贵族恋情说＂;第三,是以王向远先生提出的＂物哀＂观为代表。后来,在上面三种学说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不同角度的新观点,如＂三者兼有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