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中国物权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国目前国家所有权实现方式的特点为 :国家作为管理者的行政权力与国家作为所有人的财产权利统一为一体 ,该实现方式是前苏联国家所有权实现方式的承袭 ,改革多年 ,这种官僚的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始终没有变革。这种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给那些有权力而滥用权力之人提供了方便 ,国家所有权实现方式的变革应该是物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物权制度改革、民营企业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5—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分析以《物权法》实施为标志的物权制度改革对民营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及其价值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相对于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物权法》的实施降低了规模较小民营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2)《物权法》实施相对降低规模较小民营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的;(3)《物权法》实施通过影响规模较小民营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提升了企业价值。企业是经济的基石,企业价值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研究结论为物权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物权制度改革提升了无政治关联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吗?——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法经济学分析

基于制度质量视角,使用2005年至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分析了以《物权法》实施为标志的物权制度改革对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物权法》能够相对提升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物权法》的价值提升作用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渠道实现的,它对规模较小和融资环境较差地区无政治关联企业的价值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一方面科学评估了《物权法》实施对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价值提升作用,丰富了法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文献;另一方面,也在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物权法》对政治关联的替代作用,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微观基础。

物权制度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物权法》颁布的准自然实验

法律环境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因素之一,完善的产权制度能够激励企业实施长期性的经营计划与安排。本文基于2007年《物权法》颁布的外生冲击,选取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民营企业数据,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并检验了物权制度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因果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物权法》颁布后,固定资产占比更低的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下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物权法》颁布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强企业实业投资水平,有效弱化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弱化效应呈现一定差异:《物权法》颁布对企业金融化的弱化效应在法律执行效率较高地区、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更为显著,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揭示了产权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为产权激励效应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的新证据。同时,对我国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持续优化的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助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物权制度改革有助于企业去杠杆吗

使用2005—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以《物权法》实施为标志的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物权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杠杆率;(2)《物权法》降低企业杠杆率是通过强化物权保护渠道实现的;(3)《物权法》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企业是生成金融风险的微观主体,降低企业杠杆率也就相应降低了社会金融风险水平,这为物权制度改革能够降低社会金融风险水平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应继续加强物权保护,并进一步强化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保护,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资本结构,缓释金融风险。

外部融资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基于《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以2007年《物权法》的实施为外生事件,2003-2011年为样本期间,构造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观察我国上市公司在《物权法》实施前后创新投资效率的变化,研究物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影响。研究发现,物权制度改革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但这种创新投资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应用型创新实现的,对于开发型创新,《物权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股权融资规模的差异对物权保护与创新效率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相比于股权融资规模较小的公司而言,股权融资规模较大的公司在物权保护强化的背景下,其开发型创新水平的提高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