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能成为公民吗?--卢梭自然教育的政治哲学审视

卢梭自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并为公民奠基。为实现该意图,卢梭在理论上采取三个步骤:首先,在人之自然的认识上提出一种更为积极、完善的自然秩序观,以此在根基上弥合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裂缝;其次,通过构造公民社会实现从自然社会到政治社会的过渡;最后,通过物的教育、人的教育与政治教育实现自然人到公民的过渡。然而,卢梭的自然观在本质上存在政治性的缺陷,自然教育难以实现培养公民的目的。自然人虽然能成为遵循法律的臣民,但是,却缺乏一种进行政治治理的政治德性。

自由讲学:新文化运动后期书院的发现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吴宓等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过去书院制的优点——自由讲学。他们都看到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出现了根本性问题,而书院这一“传统”体制中,却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清季废书院的同时也剥蚀了民间固有的办学资源,使后来想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修改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然吸收“书院精神”的做法,当时已有所尝试,后来也在延续。在那个年代,他们已注意到人的物化问题,提出了从“物的教育”回归“人的教育”这样跨时代的根本主张。

卢梭的教育权威理论及其批评

自然与自由是教育权威研究的基本议题,在这方面卢梭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就卢梭教育哲学的总体结构而言,以自然为依据,探究自然自由、社会自由与道德自由之间的关系,从而把自然教育规定为一种导向自然自由与道德自由的教育。依据自然自由与道德自由的教育目的,卢梭把自然教育分为"物的教育"与"人的教育",并以此区分了一种相对不平等和一种相对平等的教育关系。在此基础上,卢梭分别提出了一种以自然为依据和一种以民主认同为基础的教育权威关系,由此建立了一种比较全面的教育权威理论。然而由于卢梭没有准确、有效地考量公共-政治世界与公民自由的特征,而是把公共世界简化为一种对个体自主性与道德自主性具有腐蚀力的社会世界,从而忽略了教育权威与公民自由、公民德性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必要在公共-政治的视野下重新审思教育权威、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从而走向一种更为包容与开放的教育权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