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臭鸡枞”到“神菌”:物的流动、价值链与文化研究

松茸的流动作为一个典型的全球价值链,将中国广大的村民采集者、小商贩、各级中间商和远在日本的消费者等联系起来。松茸的全球价值链,融合了物的商品化和文化化两个不同的方向,商品化带来价值的同质化,文化化则强化了文化差异。全球价值链承载了文化差异的物的流动,解决了世界各国对物的认知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没有进入文化象征符号体系的商品容易形成价值共识,而松茸等作为高级菜肴的代表,起着辅助建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作用,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重新认识商品的价值,是人类学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重要理论视角。

闽北走廊与物的流动——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在对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然与文化双世界遗产武夷山的研究中,武夷山民俗的研究是其题中之义,但是迄今为止并未很好展开。通过提炼相关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梳理相关研究的问题和关怀,可以看到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广阔前景及可能趋向,并可以"闽北通道"和"物的流动"两个关键概念,统筹武夷山民俗——尤其是茶叶、食物和"两会"(蜡烛会和柴头会)的研究,以便建立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图景。

物的流动与区域叙事：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研究

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交融性的区域,物在其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媒介和角色。研究者通过对物质文化交流和交换现象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区域社会体系的复杂关联性以及物流动背后蕴含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实践意义。因而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人们探究西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考察不同区域、族群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一研究取向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西南地区社会关系和文化接触的历史图景,提供了独特的个案分析样本,而且赋予了理解和诠释西南区域社会变迁逻辑、机制的一个独特视角与范式,凸显出历史书写和区域叙事的多重维度及方法论意义。

全球化视域下地域特色产品的流动性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A县吉他产业的考察

流动性作为审视全球化的一种新视野,学界对它的关注在持续升温,但对于物的流动性机制研究,从目前来看并未投入过多的关注。对贵州省A县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从物转化为产品,再转化为地域特色产品,这一过程在流动性语境下呈现阶段形塑的差序性,即“差序流动”。“差序流动”这一概念的问世,不仅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兼具理论参照意义。换言之,在A县吉他这一地域特色产品的形塑过程中,一方面是吉他作为物本身在物质性、社会性和经济性的三要素耦合下才能成为商品,从而在人类市场中流通;另一方面是吉他实现从商品转化为地域特色产品,其经历了离岸化、在地化和再全球化的三阶段“差序流动”式形塑。

大物流论

本文总结提出“大物流论”的五个主要理论:一是根据物流科学概念研究提出的“物的流动论”;二是根据物流科学分类研究提出的“综合物流论”;三是根据物流工程研究提出的“大物流工程论”;四是根据物流科学技术体系研究提出的“大物流科技论”;五是根据物流产业发展研究提出的“大物流产业论”。文章指出,物流是宏观物品的流动和微观物质的流动的总称,它包括管理行为在内的所有有目的和无目的行为,广泛使用于经济界、社会界、自然界各个领域;物流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不仅有经济物流,也有社会物流和自然物流,经济物流是大物流的核心,社会物流和自然物流是大物流的基础;物流工程是由物流六要素或物流六力组成的综合体,应用了科学技术包括物流硬科学技术和物流软科学技术,要最有效地应用于国民经济,根本目的是造福人类;物流科学技术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领域,涉及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物流不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一个支柱产业,更是一个支柱产业群。

关中乡村的礼物和礼俗——以周至县G村为中心的考察

人类学研究证明,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靠礼物交换得以建构和维系,这就为人们理解社会结构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角度。人类学以往的礼物研究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礼物的社会维度上,对礼物的文化维度关注不够。对关中乡村礼物的考察研究表明,礼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物,正在于"礼"。关中乡民直接将礼物称为"礼",赋予礼物种类、适用场合、送礼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内涵而不是礼物本身建构了社会网络。作为社会网络建构的物,不仅限礼物一种,至少还有"借用的物"和"共享的物"。物的流动形态有"可逆流动"和"不可逆流动"两种。三种物协同参与的两种流动建构了社会网络,并保证其良性运行。

流动中的物:凯特·肖邦的《一支埃及香烟》

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支埃及香烟》讲述了一名女性吸食香烟的经历。本文从物质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关注“物的流动”,认为故事中的香烟拥有礼物和商品的双重属性。香烟的流动经历了埃及友人、“我”的朋友、现实中的“我”和梦境中的“我”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作为礼物的香烟代表了“我”的朋友对新女性打破性别壁垒、表达女性独立意识诉求的认可,但“我”更重视香烟所带来的艺术灵感和创造力。与此同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香烟逐渐主导美国烟草市场的背景下,叙述者也影射了香烟的舶来身份和香烟广告中对东方的商业化,并通过香烟创造的梦境对其所隐喻的两性关系做出了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