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理智分别的曲径返回圆融浑成之在----《庄子·齐物论》第10节解读

在齐之为齐的生存论领悟里,理智与言说必须悬止。但是,理智与言说的悬止必须经由其充分展开,推至其极而后返回生存活动的整体,以抵达圆融浑成之在。圆融浑成之在消解了知的外在性把捉,而转化为内在明悟。圆融浑成之在,一方面是涵融他者与自身的无穷性与多样性的天府,一方面是内葆微明而拒斥绝对光明的葆光。

生存的吊诡与辩无胜--《庄子·齐物论》第13—14节解读

齐之为齐引向生存的真实,这基于对流俗的克服。但是,克服流俗的扭曲并非就是主观境界式的混同流俗的妙道之行,也不是以理智概念遮蔽、湮没现实的太早计之揣摩,而是面对流变而开启面向未知可能,从而在生死交融、梦觉一体中直面生存的吊诡而游于独以成己。由此,在观念领悟中,独断论的绝对真理观也就被拒斥了,从而走出观念囚笼而振于无竟。

《齐物论》的异样佛解——以《庄子内篇注·齐物论》与《齐物论释》为例

近人较多地从知识论角度来解析《齐物论》,从而易得出相对主义的否弃论。然晚明憨山德清与近代章太炎虽皆以佛解《齐物论》,但在异样的时代需求与教育观念下,他们不仅在文本主旨上存在着“齐‘物论’”与“‘齐物’论”的异样判定,而且在佛学的解读基点上亦存在着南宗迷悟与唯识思想的异样性。在运用“立于心旨与工夫”、训诂与唯识名相解析诸法的异样诠释方法的基础上,他们通过禅老思想与华严、般若以及西学的异样融汇解读,彰显出“世人迷真执妄”与“心之主动”的观念,建构出破执而归真宰与“不齐而齐”的异样图景。无疑,这无不与二人背后所深蕴的化解庄佛矛盾、解庄传佛、振兴佛教与用国粹激动种性,以及佛庄联手的最大化救世功能之异样解读意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坚持美学美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兼与当下一种流行观点商榷

当下中国的美学研究界流行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这种理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对“美”及“美育”边界的消解和对“美的规律”的否定,进而导致美丑不分、美育与艺术教育相混淆。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其实,存在论试图超越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坚持认识对象客观本质的存在,在肯定“美”和“美育”的客观规定性的同时,兼顾审美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为审美实践所一再证实。它不仅在今天的美学研究中没有过时,而且可以拯救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造成的美学之殇。痛定思痛,今天,我们呼吁坚持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传统素朴唯物论之契合点探赜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但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气本论为代表的素朴唯物论,二者之间存有四个契合点。“萌芽”契合点:二者成型“前夜”均为素朴唯物论“胚胎”;“诘难”契合点:二者于“唯物与唯心”的论辩中证成;本体普遍意涵之契合点:二者在形而上层面具有普遍性义涵;“实践”契合点:二者均注重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物论的四个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生机与活力。

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支的文化唯物论

出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产业化的现实,雷蒙德·威廉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反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论,主张恢复完整的社会物质过程,特别是要恢复文化生产作为社会的、物质的过程的一面,亦即反对区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生产实践”是文化唯物论的落脚处,由此衍生出“实践意识”“文化实践”这两个概念,它们共同支撑了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因“实践意识”概念,“意识形态”便能转回到具体的、实践的维度中去了。因“文化实践”概念,便可以用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的“文化”来取消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的区分,用文化传统与文化实践取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并以“霸权”概念强调整体的社会过程中的主导性与控制性,亦即一种政治性。可以看出,对社会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作出分析以认定文化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便是文化社会学。威廉斯的理论是错误的:第一,只有在满足了衣食住的需求后,人们才能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第二,与经济生产的产品亦即物质产品的功能是物质性不同的是,文化生产的产品的功能是精神性的,因而必然具有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性。这两点恰恰是威廉斯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威廉斯没有弄明白的是,文化产业化,是文化产品的物质载体的产业化,这是经济活动,但它没有改变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第四,当威廉斯全力强调文化生产作为社会的、物质的过程的一面时,他显然不会也不能承认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自身的传承性。所以,当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论运用于文学领域说明其文学观时,他的理论的错误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庄子“天籁”解——兼论其对《齐物论》的奠基意义

《庄子·齐物论》开篇的“天籁”说,向无确解。南郭子綦对天籁的讲述简要而隐晦,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传统诸说,或依地籁说天籁,或抽象发挥三籁的比喻义,都不能在文本和思想上做到完全的贴切。其实,庄子的“天籁”继承自老子的“籥”喻。老子把天地之间比为籥,以籥的虚无出声,比喻天地之间的虚无生物。同样的,“吹万不同”,是说天籁之动吹生万物;“使其自己”,是说造物者使物依其自身本性而生存。前者是气化宇宙的视域,后者则是道对万物之内在根据、存在方式与独特价值的肯定。这两点关乎庄子齐物思想的根本要旨。《齐物论》以“天籁”开篇,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全篇结构而言,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对天籁的理解,也有助于对“吾丧我”等相关文本的准确把握。

从《齐物论》篇题英译看其多重意蕴

《齐物论》篇题歧义颇多,其英译主要有万物之齐同、万物齐同之论、视万物或物论为齐同、使万物均等的分类方式、万物生而平等五大类。陈汉生的英译译出了篇题的双重意蕴,难能可贵。葛瑞汉的译法和毕来德的解说最能揭示《齐物论》的哲学意蕴,将“齐物论”译为一种观物方式、思考方式或认知方式。译者的哲学思考、哲学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庄子“齐物论”属读再辨正

“齐物论”的属读问题本质上是对《齐物论》思想的理解问题,因此“齐物论”如何属读应诉诸对原文内容的解析。据实而论,“齐-物论”与“齐物-论”不但能于篇中获得充分的文本依据,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必然的思想关联,即齐论必须齐物,而《齐物论》的主旨也必须同时通过“齐-物论”与“齐物-论”才能得到完整表达。鉴于《齐物论》客观上包含“齐-物论”与“齐物-论”两层思想,可知“齐物-齐论”当是“齐物论”最为恰切的属读。

中国古代“物论”探析

中国古代存在四种“物论”,即《公孙龙子》的“指物论”、惠施的“历物论”(历物十事)、《庄子》的“齐物论”、《大学》的“格物论”。以“思想单位”为形式框架可以深化对这几种典型“物论”的探析。“物论”是一种“理论”。从“思想单位”视角看,所谓“理论”,无非就是理论建构者通过对一定范围内诸现象的观察,寻索出相互关系及现象变化中的理则,并且用语言文字系统地表达出来。“思想单位”形式框架下的比较分析表明,上述“物论”尽管各有其认知、思维、表达、超越境界,以及相应的伦理实践特性,但总体上都对此世界有一整体性的想象,都涉及对终极性问题的处理。对自然科学与科技视野下的旨在促进人类生活的便利与舒适,但也带来许多环境污染与破坏,甚至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的现代“物论”来说,上述中国古代“物论”无疑具有补偏救弊的意义。

自我转化的隐喻———以《齐物论》“吾丧我”为线索

《庄子·齐物论》代表了典型的庄子面对事物与知识的世界的态度,亦提供了何以可能达成超越庸常的所谓逍遥境界的基本说明。由道家的一贯立场而言,后者意味着某种得道的方式,而对于庄子而言,则其展现为对自我问题的发现、对其转化问题的关注与对特定超越性视角的确证。如所周知,庄子言说上述内容的方式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即以隐喻作为哲学修辞的基本手段,表达自己对于自我和道的关系的新理解。通过重新聚焦《齐物论》中贯穿性的“吾丧我”问题,评估相关的重要结构隐喻,如“三赖”“環中”“物化”等,可见庄子如何由道—物关系出发证成自己对于道—我问题的理解,以及他对自我转化过程的理解,而在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隐喻作为哲学修辞的手段可被作为现有语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庄子·齐物论》“旦暮”新释

《庄子·齐物论》中两见“旦暮”:“喜怒哀乐……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弔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先秦典籍中有不少“旦暮”,多从早晚出发而引申其义。以上两处“旦暮”的解释亦是,仅个别学者谓喻偶然间,或说引申为平常。但此诸解与文义皆有不适。

再读《齐物论》:从道不可说到经世致用

作为古典中国思想标志性概念的道,因历来被看作不可说者,似乎只能在非语言的玄思直觉中被把握。但在《庄子》的名篇《齐物论》中,道不可说仅是指不能以谈论对象物的方式来谈论道,或者说,道仅是在某种物论语言中不可说,这并不等于道绝对超出了语言的界线。实际上,按照《齐物论》,关于道的言说在以下意义是可能的:道虽然不是可被“谈论”的对象物,却能在言说活动中“显示”为一种说话方式,其特征是说话人对物的言说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是/非”判断,而是具有一种变通立场的自由。并且,最关键的,是这种变通的自由被归于实用取向的考量,即得道者总是能根据现实的实用需要变通其说话立场(“用也者,通也”)。于是,该篇对道不可说的阐述就走向了对致用之道的揭示,后者象征着在“经世”的政治实践中基于实用考量的治理逻辑。因此以《齐物论》为例,能看到道家对道不可说的阐述不但没有走向非语言的玄思直觉,反倒更重视外间现实,特别是万事万物的实用价值。这意味着,最以玄思著称的道家并非外在于中国古代的致用传统,甚至可能比儒家更早地形塑了这一传统。

理智玄思的终止与生存的跃入——《庄子·齐物论》第9节解读

《庄子·齐物论》第9节“类与不类相与为类而不异”一段,可以说是齐之为齐的点睛之笔。不得不言是人自身存在的本性使然,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言说可以超越其自身之外的一切言说而为普遍绝对性的真理。言齐之言的要点就在于将自身置于与自身之外的无穷意见中,作为意见之一而不僭越为普遍之物。言说在其自身有着无穷倒退,作为生存论领悟的言齐之言,悬置了无穷倒退的理智玄思而跃入生存之中。如此跃入,是基于对于理智玄思与言说之“悖谬”的深沉领悟。理智之思与言说的悖谬,即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用不同甚至含义对立的概念来将不同对象加以区别,却导致概念之间含义的不同乃至于不同对象之差异的差别消失,最终勾销了对象自身。

观物论及其审美运思的结构探析

观物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易传》“观物取象说”是其元初及核心命题。从“观物”这一诗学的审美运思角度来看,“物我之辩”是主体观物视角所产生的不同审美观照心境,其观物过程主要体现为“观物取象,因象生意,因意构境”的审美运思过程。后世儒道禅话语的介入使得“观物说”发展为观物取象(客体现象)、观虚守静(主体心境)和观心照寂(本体真理)三个不同层次。另外,“感物说”存在不同内涵,却与观物论联系密切,观物和感物看似两个不同的诗学范畴,实则也是不同审美运思的结果。当用观物论“物我”视角和互观方式切入,会发现二者的异同和互含现象。

唯物论与辩证法视野下的汉唐边疆治理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两大“法宝”观照古代中国边疆治理思想,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中心与边缘、“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关系的理解。立足唯物论视角,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由于物质基础的差异而最终决定礼法文教的分殊,因此,历史上富有成效的边疆治理,一方面,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修文德以来之”建立在物质基础改造的前提之下;另一方面,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礼俗持尊重和包容姿态。立足辩证法视角,在“大一统”这一“常经”提挈下,根据不同时代背景,存在“以内安边”与“以边安内”的权变;中心与边缘在相互博弈中,共同前行在中华文明多元互构统一的进程上,缔造和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而“王者无外”与“夷夏之防”之辩,亦彰显了古代中国边疆治理在理想主义维度与现实主义维度之间极富辩证智慧的平衡,与此同时,也留下足资后人警示的历史教训。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而不是旧唯物论,更不是实践本体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是对以往旧哲学的批判继承上的超越。要真正把握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的实质,就必须考察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奠基,即对象性存在的唯物论基础。整个世界自从确立了对象性的存在,就不再是抽象的自然界了,而成为了现实的、包含有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的自然界,是真正的自然界。这个对象性的存在,才真正展现出人的本质力量。

言默与体道——《齐物论》言道观析论

道之不可言说是庄老体道经验的共同特质。相较于老子研究界的丰硕成果,近年对庄子相关问题的讨论未见进展。其实,《齐物论》的讨论语境是高度分化的“言谓世界”。在这一语境中,一方面,日常语言所承载的是个体之“是”,一切以名言证“道”的努力终将失败;另一方面,《齐物论》亦承认有“道言”。作为《庄子》所特有的言说技艺,曼衍之言作为不断从“此”转为“彼”的化中之言,实质是“物化”在言谓世界中的现身。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传播与崛起

中国现代美学史以1928年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为分水岭,呈现出主观论美学与客观论美学的此消彼长。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代,主观论美学占主导地位,在这之后的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唯物论美学逐渐崛起并占主导地位。本文通过对柯仲平、后期鲁迅、胡秋原、金公亮、周扬等一系列代表性人物及其论著的个案剖析,详实揭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逐渐崛起的走向和历程,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从三四十年代起开始广泛传播”(李泽厚语)的史实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证材料和独特解析。

庄子生态美学思想探赜--以《齐物论》为中心文本

庄子有深邃的生态美学思想,有研究注意到这一点,却尚未对其在美、审美与艺术这三个美学基础论域所具备的丰富内涵进行全面揭示。以《齐物论》为中心文本,可将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划分为三条交织并行的关键脉络。第一,生态美思想:美在自然整体。美是和谐的自然整体或自然整体的和谐。第二,生态审美思想:直观自然本貌。人们应当通过滤除或者“悬置”先见、偏见与成见,如其所是地观照自然。第三,生态艺术思想:艺术师法自然。艺术家应当通过顺其自然的艺术创作,完成自然天成的艺术品。总体来说,自然在庄子的语境中是一个拥有崇高地位的本源性存在,对美、审美与艺术均具有规定性。从生态美思想、生态审美思想与生态艺术思想三重向度对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可为中国生态美学学科的理论建构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深化传递来自中国经典思想资源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