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指人的物质利益实现及其过程对整个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杠杆作用,这一原则落实到道德领域则是指物质利益对人的道德发展和社会道德进步的撬动作用。因为对“现实的人”而言,物质利益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第二性”的,物质利益具有根本性。道德就是在调节与化解社会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然而,并非任何性质的物质利益都能够成为撬动道德进步的根本力量,唯有“正确理解的利益”,才能真正催生道德,撬动道德的发展和进步。就当下的我国而言,正当物质利益对公民道德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催生公民的道德理性,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培育公民的诚信观念,启发公民的正义精神,提升公民的共情能力。而要进一步发挥与凸显正当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则需要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努力实现利益整合、建设“勤劳致富文化”等方面深入着力。

延安时期中共在农民教育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教育中关注农民物质利益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为新时代农民教育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关注农民的物质利益,为农民幸福提供基本生活条件;教育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在关注物质利益的同时加强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满足物质利益与满足精神文化利益相结合,激发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物质利益观及理论价值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开端时期,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构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理论地基的作用。这一时期,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是马克思实现两个转变的基础,马克思在对物质利益的分析中形成了科学的物质利益观,科学的物质利益观更是创建“新世界观”“实践唯物主义”等理论的重要前提。研究该时期马克思的物质利益观对探清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源头具有重要价值。

能源公正语境下的马克思“物质利益难题”探析

“物质利益难题”是马克思面临法的理性与物质利益冲突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对物质利益难题产生困惑并进入其研究视野,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坦言:“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主要指涉三方面事件: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莱茵省与《莱茵报》记者关于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的辩论,对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争论。这些辩论都指向“物质利益难题”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应然”预想与德国社会“实然”现状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可概括性地理解为理性精神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纠葛[1]。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之道德批判的世界观考察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道德批判,开始告别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着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研究,并由纯粹“道德批判”开始逐步转向现实“客观关系”批判。对利益与道德关系实质的自觉,促使马克思将道德批判引向经济批判深处。他着重批判资产阶级基于私人物质利益的虚假道德,弘扬以追求贫苦无产者普遍利益为核心的“解放的道德”,从而重构了得以改变资产阶级非道德社会现状及其深层解释的实践力量。马克思早期对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道德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以及道德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新时代正确分析利益伦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方法导向。

马克思批判逻辑生成的思想史考察——基于从“物质利益难题”到“财产权批判”视角

财产权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将物质利益聚焦为以财产权为核心的辩论;从财产权的角度,征引了习惯法为穷人的权利做了辩护,并从财产的实现方面论证了立法维护了林木所有人的利益,然而这是在“法权领域内反对法权”。一方面,财产权有深厚的自然法基础;另一方面,基于自然法的财产权无法解释现实的贫富问题,蒲鲁东批判劳动财产权,并归结为“财产就是盗窃”。基于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视角,蒲鲁东依然是在“拜物教视野”下,没有看到财产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要历史性地考察财产权,最终要深入到生产领域。

产业工人政治认同的物质利益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物质利益是政治认同建立的基本动因,其满足程度影响政治认同的状态。新时代产业工人政治认同的提升关系到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关系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保障产业工人物质利益需求促进了政治认同感的提升。历史经验给新时代培育产业工人政治认同素养提供了借鉴,要完善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和经济权益保障制度,健全产业工人法治保障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增强产业工人的获得感。

再论物质利益规律

物质利益问题,本来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成了理论研究的禁区。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人们逐步解除了顾虑,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如:按劳分配、物质奖励、农业生产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党和政府也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政策和措施,并已初见成效。但是,原则应当有客观规律作为依据。例如:客观上有价值规律。

青年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难事”的解决及思想转变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遇到了“物质利益难事”,当时正值青年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秉持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理性的最高体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然而,马克思发现,现实中的政治国家不仅没有体现出理性原则,反而时刻维护特权等级的私人利益。这种思想观念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冲突使马克思陷入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以“物质利益难事”为着眼点,尝试从政治国家层面、市民社会层面和政治经济学层面解决这一难事。这促使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从研究政治国家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进而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人的解放思想,完善了共产主义理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物质利益原则的思考

一切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手段,归根到底都要以对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物质利益原则是全面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物质利益的行为规范,也是调节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层次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思想政治工作如何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这是一个大课题。本文就如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略抒管见。

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如何认识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重大问题。物质利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生产关系的本质表现。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因和目标。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的新变化，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正确处理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改革和调整原有的物质利益分配机制，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以实现，是社会主义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

试论物质利益原则

最近几年,人们经常谈论物质利益原则。我也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请求指教。(一) 什么是物质利益原则?据我所知,学术界目前还没给它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我认为,所谓物质利益原则,就是人们观察和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准则。在阶级社会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剥削阶级的物质利益与被剥削阶级的物质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从来就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物质利益。考茨基由于只讲抽象的“利益”,不讲阶级的物质利益,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列宁说:“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把它的一切内容都取消,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唯灵论的意义的‘利益’两字,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普遍福利的天真愿望。”列宁在批评考茨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

论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然而,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有机联系,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在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中的作用,探索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这些问题还不能说已经圆满解决。本文试图从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是什么?我们认为:既有物质动力,也有精神动力。

国际人权法视阈下我国农民工非物质利益权益保障研究

关于农民工非物质利益权益保障问题我国应借鉴国际上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对农民工非物质利益权益保障进行法律制度安排,建立公正的社会代价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法治体系和社会信任法律体系,这对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刍议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利益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观的重要内容 ,也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利益原则 ,要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要善于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利益原则思想浅析

本文旨在对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利益原则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重要思想概括为物质利益是培育革命精神的必要条件,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利益原则构建理论基础。邓小平认为坚持这一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并且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效果三个角度充分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物质利益向革命精神转变的有效途径;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变还必须借助于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物质利益思想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通过对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分析，全面论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之间，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部门与企业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并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三兼顾”原则，从而调动了国内外的各种积极因素，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物质利益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对于克服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金钱至上”的错误思想以及目前进行的反腐倡廉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责任制

当前,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我国正全面地、系统地、有秩序地开始进行。人们看到,随着经济责任制的实行,始则农村,继而工业、商业乃至其他一些部门,都程度不同地显示出异乎往常的活力。这不能不使人们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国二十多年来总是搞得不甚活跃的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一实行经济责任制便活了起来?这里有许多具体的问题亟待深入地进行研究,但总的说来,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能搞活,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抓住了经济责任制这个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各方面物质利益关系的契机,从而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在我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对我国当前实行的经济责任制的指导意义,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