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探寻“物质利益难题”之路及其对国家治理实践的启示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在《莱茵报》时期遭遇和求解“物质利益难题”的历史进程予以简要概述,这一概述隐匿着马克思为求解“难题”而展开自身思想体系建构之路的价值意向。《莱茵报》时期,秉持人民理性立场的马克思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遭遇“难题”,这一“难题”内蕴双重理论意涵,既在世界观领域指向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又在经济生活向度指涉何以有效消解社会贫困问题。从马克思整体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变为一种“难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在遭遇“难题”期间形塑了诸多富有国家治理价值的建设性观点。

“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怀疑启蒙的最初理论环节——从国内的一个争论开始说起

"物质利益难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马克思缺乏对"经济事实"的首肯,而在于他顽固地坚持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建构主义世界观,这是其《莱茵报》时期的基本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关联着能否对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性质作出正确判定。在这方面,列宁的"两个转变论"是有失偏颇的。论文力图论证这一点,指证马克思当时思想性质方面的理想主义倾向,并强调联系启蒙来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难题”的持续性求解及其历史价值——兼论对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以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难题”后,便开启了关于“难题”的持续性求解之路。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以总体隐匿的方式依随其思想的发展不断推进,而“难题”求解进程的持续性推进也内蕴丰富的历史价值。马克思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思想的革新与发展,特别是世界观领域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的消解、方法论向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与深化以及价值旨趣维度人类解放愿景的厘清与确证。此外,马克思在持续性探究“难题”的历史进程中所建构的关于社会贫困问题及其求解的重要思想,能够为后脱贫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实践提供启示。

试析青年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转向及其意义——以“物质利益难题”为基础

马克思于《莱茵报》时期开启的经济学研究转向与其在此期间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密切相关。人们在讨论难题的成因时往往聚焦于马克思经济学常识的缺乏。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对马克思的观念束缚,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与现实间的鸿沟,或许才是难题的症结所在。因此,破解物质利益难题不仅是马克思摆脱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束缚的必要环节,也是他开启经济学研究转向的最初动因。这一难题的最终破解成为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关键一步。

马克思批判逻辑生成的思想史考察——基于从“物质利益难题”到“财产权批判”视角

财产权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将物质利益聚焦为以财产权为核心的辩论;从财产权的角度,征引了习惯法为穷人的权利做了辩护,并从财产的实现方面论证了立法维护了林木所有人的利益,然而这是在“法权领域内反对法权”。一方面,财产权有深厚的自然法基础;另一方面,基于自然法的财产权无法解释现实的贫富问题,蒲鲁东批判劳动财产权,并归结为“财产就是盗窃”。基于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视角,蒲鲁东依然是在“拜物教视野”下,没有看到财产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要历史性地考察财产权,最终要深入到生产领域。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难题”的探索与群众观的萌芽

学界在研究马克思的群众观时,鲜有对其萌芽问题的考察。事实上,《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以理性主义为原则,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在理论与实践中求解现实生活中国家和法维护私人利益与理性国家观之间的冲突、社会等级利益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冲突、群众贫困生活现状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差距、绝对精神与客观实在之间的冲突等“物质利益难题”时,已经在理论上初步确立群众观的立论基础,闪现出人民群众是历史推动者、是实现共产主义根本力量等思想,内在地蕴含一条从自由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出发,到初步意识到群众的阶级觉醒,进而到构建国家与群众“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进路。在这条进路的支撑下,马克思的群众观实现破土发芽,为马克思在以后的哲学探索中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对理性从坚定到怀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前后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从坚定到怀疑的转变过程,"物质利益难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前,马克思肯定理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作用,强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接受理性的规制,以满足理性的标准与要求,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主张实现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马克思在肯定理性本原性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由此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头脑中固有的理性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他开始对从前的理性产生怀疑,并诱发了其对理性的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并不是阻滞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帮助他开启和建构自身独立思想体系的"垫脚石"。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哲学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哲学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共同富裕思想,“物质利益难题”是激发马克思研究反贫困问题的直接动因。共同富裕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基本的伦理向度,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必然。普遍性规范与特殊性规定、理论性原则与实践性策略、批判性立场与建构性维度之间的辩证统一彰显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理路,也给现代社会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在所有制结构、利益主体、推进层次、实现路径与内涵形式上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与创新。

习惯法的扬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法学注脚

《莱茵报》初期的马克思在法学批判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其中对习惯法的扬弃尤为引人瞩目。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对习惯法实证权威的追捧。而在之后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发出了“为穷人要求习惯法”的呼喊。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习惯法的态度表现出从“理性主义法学的批判对象”到“物质利益难题的法学出路”的转变,从鲜明的批评转为有的放矢的扬弃。在对习惯法的扬弃中,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发展了历史主义,在对贫民物质利益和历史活动的关注中表现出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同时,马克思将法视为客观现象而展开的解析表现出唯物主义法学的特征,基于贫民物质利益提出立法诉求并进行理论证成的尝试更表现出马克思法律观的唯物主义转向。在此意义上,对习惯法的扬弃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法学注脚。诚然,这种扬弃距离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依然存在差距,但是对这一法学注脚的阐释依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是准确而具体地还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