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宁德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助推文化保护与发展系列报道之二

早在旧石器时代,闽东就有人类活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不断传承、积淀,形成了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近年来,宁德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殷切嘱托,依法履职尽责.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创新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地区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资源。合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非遗文化,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目前民族地区非遗的传承与传播途径比较单一,未能深入保护并充分挖掘非遗资源的内涵,部分非遗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迹象。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对非遗进行数字化采集、保存、管理、修复、再现、展示、传播,有利于民族地区非遗的传承保护与发展。

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困境及应对

步入数字时代,随着技术与经济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与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既回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利益平衡需求相契合。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权利主体模糊、权利客体形态复杂、权利内容不清及权利交易不畅的现实困境。对此,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可以从明晰相关权利主体、构建分层保护体系、廓清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边界及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入手,破解当前的保护困境。

云贵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核密度、空间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云贵川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包括空间分布密度和空间错位的程度、强度与类型,并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因素。结果显示:①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结构分别为“两核一带多点”和“北疏、南密、中空”;②两者的总体空间错位特征明显,各州市在空间错位的程度、强度和类型上均具有差异性;③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都受到地形地貌和河流水系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上,非遗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文化和经济发展,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口和文化。

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错位及影响因素

以湖南雪峰山地区为研究区,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错位指数分析其空间分布错位,采用GIS分析和定性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上表现“小聚集、大分散”特征,重合度较低,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空间分布错位特征,县区间存在较强的空间错位度。(3)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错位特征受到地形地势、城市辐射、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及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成果为区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提供理论指导,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赜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探究我国体育非遗保护现状、困境,并提出保护路径。现状:完善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政策保障,多样化的保护措施构建了多元化保护模式,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困境:机制建设不完善,业态融合不足,保护场域受限制,传承主体难以为继。路径:加强机制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加强业态融合,全面激活动力;融入当代生活,展现时代价值;完善传承机制,增强存续力。

价值链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影响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传播内容中存在过度娱乐化、传播方式单一化等问题,从价值链视角构建非遗数字化传播影响因素模型,可探究影响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关键因素。全样本检验表明,传播主体可靠性、传播渠道技术性正向影响了非遗数字化传播认知、态度与行为,而传播主体权威性、传播渠道多样性对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影响并不显著;传播内容质量对非遗数字化传播认知产生了正向作用,传播内容类型影响了非遗数字化传播态度和行为;受众需求可以改变非遗数字化传播认知和态度,而受众行为习惯主要影响非遗数字化传播行为。异质性检验表明,偏爱民间文学的群体更关注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的数量,偏爱传统技艺的群体则更关注传播渠道的多样性和传播内容的类型。因此,在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应协同多元传播主体,生产高质量传播内容,创新非遗数字化传播平台载体,强化数字化传播受众的主体地位。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基于WSR系统方法论视角

旅游开发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顺应时代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评估旅游开发适宜性是开发工作的首要前提。通过引入WSR系统方法论,建立民间文学类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和应用性评分表,对湖北省内9项国家级非遗和7项省级非遗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第I类非遗得分较高,具有丰富的物理、事理和人理条件,适宜旅游开发;②第Ⅱ类非遗应在补齐产品衍生性、游客体验性和可展示性等短板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③第Ⅲ类非遗需在强调“保护为先”的原则下,对其经济价值适度挖掘,同时探索非遗传承的多元途径。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路径及意义——以西湖绸伞为例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呈现,也是地方历史文脉的重要隐性元素。西湖绸伞作为国家级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竹作骨,以绸张面,凭借其精妙的制作技艺和装饰工艺,被誉为“西湖之花”。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涌现,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模式和传播生态。在数字化语境下,日益多元化的数字传播矩阵使西湖绸伞实现常态化的数字化传播,走出了保护与传承的困境。借助数字化场景、数字交互产品和数字藏品多条路径,让“西湖之花”重新“绽放”于大众视野,展现出丰富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工艺价值,并多方位、多角度地使受众与西湖绸伞建立起更深刻的联系,不仅促进了西湖绸伞的活态传承与多样化传播,增加了传播者与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且进一步丰富了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矩阵,助推了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

传播学视域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语境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不仅有助于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内容缺乏针对性、传播渠道不够多元、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传播学理论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加强传播主体建设,聚合对外传播力量;深挖非遗精华,精选对外传播内容;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不断拓宽对外传播渠道;构建对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科学分析受众心理和行为。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活化逻辑与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一个民族深远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这一遗产具有无形性、社群性、活态性和传承性等独特特征。随着人民文化自信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逐步融入到大众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是一种活态保护和传承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一种活化利用。本文深入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活化领域的历史源流、逻辑机制、挑战痛点和应对策略,旨在探索如何有效地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持久的活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多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蕴含中华民族丰富的智慧;旅游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融合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拓宽道路,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促进经济互动、增进多民族沟通和巩固“多元一体”格局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实践行动表现出丰富的主体交互性和时空交叠性的在场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地区性巧妙转化为游客的差异化体验,基于集体记忆和共享互动构筑多民族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从多维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髓是基质要素传承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工作,正如裴亚军主任所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①过去我们有一位姜椿芳老先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文革”期间他在狱中就已开始构想《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在此这之前是没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目前不少参与其事的老先生虽已相继过世,但在当时筹划并付诸实践此事.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重要精神及其对完善中国非遗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非遗保有主体权益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其他基本文件中蕴含的重要精神。中国自加入公约以来,在非遗法治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对非遗保有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等问题,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修订和相关法治建设中,确立保有群体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关注他们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并在保有群体和外部使用者、开发者之间建立非遗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以期更好地调动各方保护利用非遗的积极性,实现非遗保护传承的共治共享。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当代变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实现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时代意义在于重构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让历时坐标轴上被视为“过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产生同构,转换为人们能够理解的、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样态嵌入共时空间,从而对当代社会具有活的价值。这种转化当以“非遗美学观”为研究视角,即把美学视域从传统美学所限定的“大传统”中拓展出来,形成整合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更大的美学视域,最终走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多元共治: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赓续传承的路径选择

推动多元共治,既是治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碎片化”赓续传承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题中的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虽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仍面临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到位、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缺乏、企业的公益性参与不足、乡村社区的传承保护意识淡薄、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受限等现实梗阻。促进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需要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传承人、企业、乡村社区、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要切实担当起主导者角色,传承人需突出自身的主体地位,相关企业应适度开发,乡村社区必须发挥“在场”优势,社会组织在赋能之后也得积极参与。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叙事体系构建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叙事构建的内涵、价值进行研究,并提出构建路径。价值:塑造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状:叙事主体单一,叙事边界受阻,叙事缺乏内涵。构建路径:扩充叙事主体,构建多主体协同传播体系;拓展叙事渠道,形成体育非遗海外传播矩阵;丰富叙事内容,构建多元化表达方式。

大运河苏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现状——以宿迁市为例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带动了全球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借力数字技术更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大运河苏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现状,文章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宿迁市,运用实地调研、人物访谈等方法,详细梳理了宿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总体而言,大运河苏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工作机制不健全、专项保护资金缺乏、数字化传播手段单一等问题。

“三生”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与关系重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凝聚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精神创造。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促进非遗保护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重构人与非遗在创造、传承、创新及精神价值层面的关系,本文突破了创作视角的传统非遗定义,构筑了一个凸显人在非遗传承中主体地位的“三生”理论分析框架,以映射当下人们对精神生活、技艺水平和身体健康的追求,凸显非遗与当代人的生产、生活与生命的紧密联系。从文化新质生产力视角,高质量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应发掘非遗承载的价值追求,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数字技术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创新——基于区块链的视角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面临传承主体断层、传承载体成本高、保护经费不足等困境。数字技术尤其是区块链能全面有效赋能新时期非遗保护路径的创新。从传承主体突破,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遗传承人数据库;从产业生态突破,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遗宣传和交易平台;从经费短缺突破,利用区块链技术,推动“非遗+金融”的深入发展。我国极其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在近年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重要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存在着一些需要突破的困境,传统的保护方法和技术已相对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