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的物质救国思想

1905年康有为写了《物质救国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物质救国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科技和实业的策略,以拯救垂危的国家,体现了康有为炽热的爱国激情,实事求是的开放精神,对科技的作用和意义的深邃认识。他的物质救国思想不仅对现代中国人仍有启迪,而且让人们更完整更具体地认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解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物质救国”系统思想是基于宏观时势条件和其个人海外特定经历,这样两个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刺激而逐步形成。《物质救国论》是反映他这一思想的典型文本,在提炼和揭示其内容主旨的同时,兼而显示出其基本逻辑脉络,即通过中西比较感知双方弱强的巨大反差,进而总结和反思经验教训,遂认定“物质救国”为所谓“神方大药”。而从康有为思想“自变”与社会相关思潮的悖合来实事求是地观照,则可对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正负双重意义在不同价值层面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说。

从《物质救国论》看西方现代化对康有为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在游历、考察许多西方国家后,他提出了“物质救国”的方策。所谓“物质”,实际上就是工业化或现代化。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建设强大的现代军队,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展现代化的前提是政局的稳定,因此他主张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同时他还倡导保持传统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康有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至今仍然有着十分突显的现实意义。当然,他对于革命、道德等问题的看法是需要探讨和批判的。

康有为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探微

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提出了旨在富国养民的"物质救国"主张,其核心内容包括振兴工商实业经济、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强大国家军备防务等。《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彰显康有为炽热深沉的爱国情怀,博采众长的开放姿态,民为邦本的发展理念。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不仅使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物认知更加具体化,而且对当今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历久弥新的启迪意义。

从《物质救国论》看康梁的原则分歧

1905年春,康有为写出《物质救国论》(下称《物论》),作为“救国之急药”,命梁启超印布,却遭到了梁的冷遇。有的研究者认为:《物论》为中国设想了一个“迅速的、高度的、全面的工业化计划”,梁对之表示“轻视和怀疑”,对康后期建设性思想“始终没有理会”,并发表对“物质文明失望”的论调①。据此,作了褒康抑梁的评论。

论孙中山康有为建设中国的共识——以《实业计划》与《物质救国论》为中心

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实业计划》,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向受到重视,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想,被恰当地誉为“提出了一个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规模很大的设计方案。”与此几乎同时出版的康有为撰写的《物质救国论》,却一向遭到轻视,被不恰当地贬为“否定革命思想,对革命运动搞一个釜底抽薪之计”。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历史意义

康有为追求西方物质文明之目的是要使中国从贫穷到富强。他于二十世纪初周游欧美,亲见西方物质文明之盛。欧美诸国国富兵强,伸张海权,令其印象尤其深刻。中国与西方相比非常落后,故力倡改弦更张,将改革提到救国的高度。他的热心倡导无疑有国族主义色彩,但并不与其大同思想抵触,大同毕竟是未来遥远的前景,救国才是目前的任务。从他一元论的文化观点来看,西方讲究物质文明原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的基本价值是普世的,现代物质文明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建设中国的物质文明乃迎头赶上的必走之路。先将现代中国富强而后迈向世界大同,在思想上并不矛盾,因而他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思想上或心理上的紧张。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当代意义

单世联撰文《“文明”与“武明”之辩证》指出，19、20世纪之交，康有为遍游世界，在研究了现代国家竞争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崛起的经验后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的重要主张，其“物质”包括经济、科技和国防三个方面。此论虽然在反对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显得“保守”，却准确把握了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失败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康有为与《物质救国论》

康有为是先知先觉者,是20世纪初叶最具世界意识的中国人。他最早提出“救国之道,唯在物质”,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蓝图。1903年3月,康有为离开喜马拉雅山大吉岭,有欧洲十一国之壮游。何为壮游？南海自言：“天纵之远游者”,“揽万国之华实者”,“耐苦不死之神农”,康有为自信：集它国优良之大成,岂无良药可治当时中国之沉疴？而必能“铸我新中国”。康有为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重大发明迭出、工业蓬勃兴旺的时代。“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内外耳。”康有为视“汽车、汽船、电线”为“通天缩地”之“神具”,“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版本流传撰述时间小考

汤志钧选编《康有为政论集》(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版)下册所收之康氏《理财救国论》一文,于选录文末“说明”中云:“本文前言谓‘数年前撰《理财救国论》,久未公布’;他(指康氏)1908年冬写的《金主币救国议(论)》也说‘吾《理财救国论》且有待焉’。是此文撰述较早,而正式刊布则在辛亥革命以后”。并因该文曾于1913年2月出版的《不忍》杂志第1册中刊载,遂至选录该文时标明“

鲁迅“掊物质”主张浅论

在鲁迅的早期思想的研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围绕鲁迅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核心主张,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不过,大多侧重于“张灵明”、“崇个人”、“排众数”这三方面,本文做为一个补充,想集中在“掊物质”问题上进行一些探讨。而重点还在于对“掊物质”主张所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以及它的社会针对性这两方面的理解上。

康有为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清季民初,中华民族复兴成为一种普遍思潮。康有为作为晚清维新派领袖,在中华民族认同、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在民族复兴之主体方面,他率先建议使用"中华国"国号与"华族"族名,倡导满汉一体,开创了中华符号认同之先声,开启了建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先河;在民族复兴之内涵方面,他指出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近代以来虽陷于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但必将重新振兴成为世界强国;在民族复兴之途径方面,他提出以变法、开放、创新振兴中华民族,以"新中国"相号召探索建设现代国家,以"物质救国"相号召构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蓝图,以"奖励创新"建言实施科教兴国,以"复原孔教"相号召展开文化复兴构想。康有为的民族复兴思想影响重大,但其保皇的政治立场和对民族复兴过于乐观的期望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振华公司内讧与康、梁分歧

振华公司内江事件是后期保皇会海外商务实业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内证前后的分歧及其影响一向为人忽视。本文对其分歧所在及经过试作厘清，并据实例分析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典型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在探寻立国之道上的两种不同抉择。

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科技事业提倡者和科学思想启蒙者。维新运动期间,他系统阐述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明确提出兴学育人、开局译书、广派游学、奖励工艺创新、鼓励科学发明等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进一步提出物质救国论,认为救国至急之方,"惟在物质一事";并号召开办实业学校、博物馆、型图馆,进行科学启蒙。康有为还率先使用了"科学"一词,且最早介绍和运用了近代科学方法。

“文明移植”论与康有为后期思想的转向

流亡时期的康有为,确立了"文明移植"观,它强调文明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专有产物,任何文明的繁盛,都是与外部碰撞交流之结晶。由此,康有为断言近代欧洲文明之崛起,并无秘诀可言。只要引进"外来文明的积极因素"——"物质"之学,中国的迅速崛起,亦非难事。通过提升"物质"的地位,康有为力图突破"中体西用"论的坚硬框架,另一方面,康有为又割裂"物质"与道德哲学,拒绝以"物质"标准来评判文明社会的优劣,更倾向于中华文明在精神领域的优位性。由此,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中心主义之间,难以完成其理论的整合性,这也成为解读流亡时期康有为思想从"革新"转向"保守"的关键所在。

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马洪林近十余年来，对康有为的研究与评论，成为史学界的一大热点，康有为的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重新被中国学术界所承认。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３日至２５日，由青岛康有为研究会、青岛社会科学院和青岛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的“康有为与中国近...

戊戌后康有为对西方哲学的受容与折射

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奠基者,这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康有为哲学思想的研究只是徘徊在唯心还是唯物的判断阶段,迄今尚未追根溯源、窥其堂奥,寻找其哲学思想的西学源头,理清其哲学思想的中国流向。戊戌后康有为在国外流亡16年,在周游31个国家的过程中。

康有为后期思想论纲

通过对康有为后期思想的主干部分——物质救国论、地方自治论、虚君共和论、孔教国教化的系统分析和重新梳理,得出如下结论:亡命后的康有为,可见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与戊戌变法时期并没有明显的断层。他提出的一整套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改造中国的纲领所散发的思想火花,在晚清可谓无出其右者。

维新变法失败原因与康有为变法后的思考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能被证明.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康有为又是怎样总结戊戌失败经验教训的,请看本文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