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视野中的物质文化研究——以日本的齿木杨枝民俗为例

齿木,也称杨枝,是世界上一些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洁齿具,也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宗教用具。齿木杨枝及使用其洁齿的口腔清洁法在自印度经由中国、朝鲜半岛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及佛教文化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齿木杨枝的使用,实质上普遍分布于非洲至东亚的广大地域,这透露出齿木杨枝这一外来物质文化在被本地社会所接受的过程中,相较于宗教因素,更重要的是普适性的共同需求这一底层动力的存在。

设计之物?再论设计史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关系与界限

“物质文化”成为设计史研究的一个关键词,这一现象背后是设计史的“物转向”。波及整个人文社科的“物转向”,在设计史领域主要表现为设计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的同盟关系。设计史将物质文化作为一个第三方引入了一场经典论辩:设计究竟是艺术还是技术?这为设计史带来了一批以物为中心的研究。不过,设计史没有全盘接受物质文化研究,它将自身定义为一门学科的取向与物质文化研究对学科化的拒绝存在分歧。设计史关注“设计之物”,将物质文化视为扩展研究空间的一种手段。当下,设计史的物转向已构型为一类范式,相较于物质文化研究的广泛兴趣,设计史对物质文化有着特殊的关注点。

论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回归到物"的思潮,物质文化研究日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从消费入手,认为大众消费是属于人类行为的小写的创造,是当代人创造自己专属的私人生活的主要方式,具有抵抗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消费并不一定就是有益的,但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低级的;物质文化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设标准,关照寻常物,聚焦被忽略之物,摒弃那种以人为主体的归类研究;从小群体或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考察人与物的亲密的互构关系是米勒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主旨。在米勒看来,物质文化研究最关注的就是物是如何融入人的生活并使人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秩序的,譬如数码的物质性。丹尼尔·米勒从消费的创造性、事物与人的亲密关系以及数码人类学等三个方面展开其物质文化研究,旨在突破主客二元系统,从人性的视角转向物性的视角,扭转物的次级的、从属的、卑下的地位。从人类学到文化研究,米勒的研究既体现出强烈的跨学科性,对国内开展物质文化研究深有裨益,但也有着理论系统性缺乏的局限。

艺术、技艺与科学:今日欧美技艺物质文化研究读本述评

本研究是关于今日欧美技艺物质文化研究读本述评,通过追问艺术、科学及技艺之间的关系所在而展开,旨在呈现今日理论中的关键所在与所往。关于艺术、技艺与科学之间的繁缛错综关系读本,本文将分别从历史回顾、理论透视以及人类学视野三重维度展开述评,将读本思想分列九个议题来分别呈现叙述。一是从工匠到技师:工业革命时期前后劳动与手工艺价值;二是技艺的实现:科学与技艺;三是复兴与再复兴:手艺与现代手工艺;四是知与行:工具与技艺;五是技艺的习得:具体实践与习得技艺;六是手作的危机:全球经济中的手艺与价值;七是设计政治:设计与民主;八是手工艺公共性:收藏与展示;九是原真性追问:从手工艺旅游业到手工艺主义。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与设计史

在过去几十年里,设计史研究的一个瞩目现象就是涉足物质文化研究,这为设计研究带来了可喜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历史和设计文化、设计产品和消费文化以及女性研究等,显示了物质文化研究和设计史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和合作,更显示了物质文化研究作为方法给设计史学科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新世纪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转向与成因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的非遗研究和保护实践随之兴起,并迅速发展。伴随非遗研究的深入和保护实践的推进,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维度以及研究态势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文献研究为主的研究逐渐转向了文献与田野并重的立体研究;单向研究逐渐转向了多维的整体研究;理论研究逐渐转向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应用研究。这些转向使非遗由工作概念逐步发展为学术、学科概念,不仅促进了非遗研究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成为推动非遗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重证据法: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论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让实物、图像、文献三重史料相结合,被命名为“三重证据法”。王国维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鲁迅金石研究的考证方法都是其“三重证据法”的理论背景。沈从文长期与文物打交道的丰富实践直接促成“三重证据法”的形成。“三重证据法”区别于“多重证据法”的意义,在于方法上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图像学的研究传统,以物见文、文图互证,研究指向纵深的物质文化史层面。

物质文化研究的格局与民具学在中国的成长

在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的各相关学术领域,诸如考古学、文物研究、农具史、传统手工艺研究、民艺学、博物馆学等,予以初步扫描和概观的基础之上,可以发现"民具学"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之大格局中长期"缺位"这一基本事实。由于民具学是物质文化研究中最为基层和基础的部分,因此,其缺位就使得中国现有的物质文化研究难有深厚的底气。中国是民具的"宝库",在中国大力发展民具学,不仅具有非凡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持续的"生活革命"浪潮中,无数民具沦为垃圾,仅有极少部分成为"文化遗产",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大力开展民具学的研究,有必要对民具学导入中国之后的成长历程进行详细的整理。伴随着中国社会之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需要有更大的视野,亦即需要将民具学也纳入其中。

媒体融合发展为建设美丽乡村的效益研究--以新乐本土非物质文化进行探索分析

总书记提出,媒体的发展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核心点是在融为一体、合并为一、集中发展、有的放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有机融合发展。以政策积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为媒体融合发展绘就不同发展路线图,引领国家媒体发展走向更新的阶段。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要充分考虑当地的非物质文化功能特点和生态特点,保障相关文化规划的发展设计能够与当地的情况相适应。既要突出当地乡村特色、保护乡村生态、重视乡村文化传承更要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品质,让媒体融合真正纵深发展良性影响当地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更要保障美丽乡村建设与其他发展规划实现效果最大的对接。要充分尊重当地群众意见,鼓励老百姓们积极参与到美丽乡村的建设中,让当地百姓有充分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建设时要通过正面宣传引导,让群众有选择权、知情权;积极投身传统非物质文化建设中去。美丽乡村建设在总体规划、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后期管理、保护等方面,尊重村民的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内涵丰富,包括种类众多。在国际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下,翻译作为国际沟通桥梁,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能够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英译案例,在外宣翻译视角下,译者总结非遗英译难点如非遗名称翻译准确性、非遗相关翻译、标准与形式的统一规范,探讨可采用的翻译策略,以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专有项的英译达到更好的外宣传播效果。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三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

从文学转治文物的沈从文是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而且熟练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文献、文物研究的辉煌成果,并进一步阐述了深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方法。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掩盖了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应当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

自从2001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发布活动开展,使包括中国昆曲在内的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特别是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成为一场热烈的"学术运动"。回顾十年来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出现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未来的学术路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学者意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学术影响。

《愤怒的葡萄》中的食物书写研究

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危机,南部的乔德一家被迫沿66号公路向西漂泊的故事。目前国内学界对该小说研究的切入点多囿于“人”,对非人物质的探索存在一定空缺。由于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食物意象,本文主张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探析其中有关食物的书写,以发掘食物在小说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食物叙事从多方面映射着人类与人类社会:食物标记着境遇、食物与自我表达密切相关以及食物凸显人性。由此可见,作为非人物质的食物在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充满叙事活力。本文以《愤怒的葡萄》为例展开分析,以期为后续的小说研究提供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传播学视域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图谱研究

论文以CNKI中1997-201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按照文献的时序和词频分布,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的研究分期;同时,在对研究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后,推导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两个主导性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之上,从传播学的视角切入,进一步探究了2007年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聚类,并提出:传播学视域下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本遵循业已形成的两大主流话语体系;未来,随着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演进,将会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研究热潮。

原住民遗产与物质文化取向:从约奈蒂斯到克瑞普斯

原住民研究为人类学学科史上的核心及华章,遗产及博物馆研究为当代人类学所聚焦领域。如何保护原住民遗产的无形遗产及有形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代人类学者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现实。原住民遗产不仅涉及文化拥有权及文化保护问题,还涉及博物馆遗产收藏及展示问题。因此原住民遗产及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原住民博物馆的遗产管理及方法互为关联。本研究选取人类学原住民研究的若干区域研究代表作,通过北美原住民、南美原住民及东南亚原住民研究的若干方法,以呈现人类学界关于遗产及物质文化研究的若干方法论,并呈现原住民遗产与物质文化领域的关键问题之所在。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三种趋向

自2003年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实践工作已远远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理论研究较为滞后。藉此,论文旨在总结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趋向,展望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点,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供学理上的思考与建议。

“博物馆物”理论化的“语言路径”与“物质性路径”

不同于科学博物馆学派的“价值路径”,莱斯特学派通过“语言路径”和“物质性路径”对“博物馆物”概念进行理论化。其中,“语言路径”强调物的意义,将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理解为创造意义世界的过程,主张以叙事学、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展开分析;“物质性路径”强调对物的身体性、物质性的体验,弥补了前者过于强调意义与阐释的不足。两种路径的形成与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关系密切,且都强调坚持物在博物馆中的中心地位,理论意涵丰富,值得借鉴。有必要在开展本土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吸纳其理论成果,深化对“博物馆物”的研究。

柯律格的“蕴秀之域”:物质文化视角下的明代园林研究

20世纪末期,随着景观史研究的兴起,西方学界对中国园林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与交叉学科的特征。其中,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将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带入对明代园林的开放性探索中,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园林的传统认知。其研究成果《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通过探索柯氏研究明代园林的视角与方法,梳理其对园林"话语实践"的认知方式,还原著作中明代园林的文化表征及流变,以辨析彼时西方学界在中国园林研究领域所发生的转向的特征,并思考对国内当下园林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