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物质主义视域下的生命伦理与审美嬗变——基于21世纪以来身体物质性话语的考察

新物质主义与全新身体动态的耦合,孕育出“复数生命”“跨身体”以及“赛博格”等一系列身体物质性话语概念。这些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动能”“内在互动”“跨体性”的内在机理,身体与物质的联系、过渡和交换成为其话语内核。而在当下人文社科场域中,众多身体物质性话语也以一种非人类主义姿态积极擘画了新世纪的人文景观。一方面它在物质身体观念的改写进程中召唤出一种全新的生命伦理,为重新配置人类与非人类、群体与亚群体的伦理秩序提供指引;另一方面它也同步推进了文学场域中的身体物质性研究,在媒介物质化转向和审美现代性反思中,重塑了当下的文本本体和批评话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构建——以白族“绕三灵”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国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有一套评价标准,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看似科学与公正,但事实上文化遗产内涵的发掘、诠释和判断却难以避免受到评价标准与意识形态的影响。2006年云南大理白族"绕三灵"被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绕三灵"的申遗及相关研究显示这一个少数民族的节庆仪式充满了丰富、复杂与多层次的历史文化意义,而文本话语分析更进一步揭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建构的政治性及策略性。目前,"绕三灵"的文化内涵已经和族群认同挂钩,其文化意义也正在被"本质化"与"对立化",然而这样的发展将不利于"绕三灵"的研究。

当代文学的物质源流及其书写历史

物质书写史即文学对于“物质话语”体系的表现和评价历史。按照我们的划分标准，文学的物质话语系统包含三个层级部分。第一层级为“器物层”，包括工具体系(锄、犁、耙、刀斧、锅碗瓢盆等)、住房体系(建筑材料、样式、布局、空间设计等)和着装体系(颜色、式样、体制等)。第二层级为“行为层”，包括劳动方式(畜力耕作、手工机械生产、旱地水田山林作业等)、人际交往方式(亲族血缘关系、地域邻里关系、借贷租赁等经济关系)、个人行为方式(成长方式、婚姻模式、人生理想设计等)。第三层级为“心理层”，包括一系列的物质观念，如生产、储存、占有、节约、勤俭、义、施舍等。物质话语的三个层级包含着人与社会存在的本质密码。在我们看来，尽管“物质第一性”、“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早已成为普泛性公共原则，但由于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体系要求，尤其是作为这种要求存在背景的20世纪文学中物质认知格局的复杂性，因此，当代文学的物质书写、表达和评价并非是一个只须拿出结论而毋须进一步讨论和论述的话题。

人类世的身体:当代艺术中的身体转向

人类世的显著特征是在“人类能动性”视野下,后工业时代技术发展对地球产生的不可逆转之影响,以及“身体”与“社会”在“归化”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双重变化之间再次交替。在此影响下,身体的边界不断扩展,身体正在转变为一个与技术、文化和社会交织的物质网络,这一特征引发了身体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向,即身体—环境、身体—技术,以及物质—话语三个主要向度,这三个向度同时触及了身体的重新定义对当代艺术创造性发展的拓展之维,以及身体政治的有效性对未来艺术发展的引导之维,它们共同为当代艺术的未来发展打开了新的面向。

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叙事张力——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例

由于"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所以常常遭到文学评论家们的质疑,并常常被认为是配合时代政治要求而作,满篇充斥的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化口号而毫无审美价值的小说。然而,在此时期的小说文本表层运作的政治权利话语与文本深层运作的审美自觉之间常常会形成叙事的裂缝。

浅析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革命话语叙事原则

本文通过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分析,说明十七年文学在革命话语叙事原则下,农民的物质欲望以负面的形象出场,物质话语机制被悄然转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斗争故事。本文对此以一种"主流之外"的眼光,挖掘文本中革命话语背后物质话语的丰富与复杂,以说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所在。

十七年小说中间叙事中的喜剧化人物

十七年小说中的中间人物的“戏份”不多，而且在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创作者甚至给予他们戏曲丑角的喜剧性个性色彩，使他们在思想、行为、性格、语言等浅层次充满了可笑性与滑稽性，但在深层次却恢复了意识形态话语压抑下的活生生的个体的真实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