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会反兴奋剂特别仲裁庭设立之解析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里约奥运会上首次设立了反兴奋剂特别仲裁庭。此举为国际体育仲裁院建立专门反兴奋剂奥运会体育仲裁制度开创了先河,在奥运会体育仲裁史上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可预示奥运会体育仲裁的发展方向。基于对反兴奋剂特别仲裁庭的仲裁规则、裁决案件和设立动因的分析,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此探析奥运会体育仲裁的发展方向及该机制对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启示。

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机构管辖范围探讨——以2014年仁川亚运会体育仲裁实践为例

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为2014年仁川亚运会设立的CAS特别仲裁机构,对待管辖权问题的态度比以往大型国际赛事的特别仲裁机构更为严苛:仅受理有正式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发生于亚运会举办期间和举办国的争议。这种做法可能侵犯运动员的诉权,同时,可能违背特别仲裁机构设立的初衷。通过比较奥运会、英联邦运动会和世界杯的特别仲裁规则与仲裁实践,认为特别仲裁机构的管辖范围不应过于狭窄,仲裁规则在制定和适用中应保障运动员的诉权,对存在有效仲裁协议的主体不应当进行限制,对争议产生时间应当采取客观标准,排除对商事争议和体育技术性争议的管辖,维护最广大运动员的基本权益。我国应尽快在全运会等大型赛事中设立特别仲裁机制,吸取亚运会等国际赛事的经验教训,特别仲裁管辖范围不应过于严苛,以求更好地解决与赛事相关的体育争议。

特别仲裁制度浅议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机构仲裁与特别仲裁的关系。指出两者各有特长，难分伯仲；第二部分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缺失特别仲裁制度的原因并以海事领域的仲裁为例说明引入该项制度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分析了我国引入特别仲裁制度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出引入特别仲裁制度之后。我们有必要在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员的回避及费用、专家证据以及缺席裁决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2014年索契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依据《奥林匹克宪章》及相关规则在索契设立特别仲裁庭,负责解决与奥运会有关的一切争议。运用文献分析和逻辑分析法,对2014年索契冬奥会特别仲裁庭处理的5起案件进行述评。结论:特别仲裁实践尊重体育自治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显,表现为仲裁庭审慎对待体育组织的决议,除违反体育法基本原则、程序正义外,不予轻易改变,导致裁决结果中"驳回类"案件比例较高。仲裁庭明确自身与体育组织间的职能分工,审慎对待比赛结果,尊重裁判权威,且不擅自修改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最多只是提出修改建议。仲裁员严格依照文义对规则进行解释,并适当考虑规则制定者的意图。在今后的仲裁实践中,运动员应当充分熟悉具体项目提起申诉的规则,还需结合项目规则中的争议解决程序,确定纠纷的最优解决途径。体育组织应当创制明晰的内部章程和规范,完善内部机制,尤其是内部争议解决庭的构建。各国家奥委会应当重视奥运会等大型赛事期间的参赛选拔工作,创设独立仲裁庭,或在一般仲裁机构内设立体育仲裁庭等内部救济机制,解决运动员不满选拔决议的纠纷,还应树立充分保障本国运动员参赛权益的理念,杜绝一切基于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歧视。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设立的特别仲裁机构共仲裁了4起案件,这些案件都涉及到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在这些案件中,特别仲裁庭对有歧义的参赛资格规则采用的是严格的字面解释原则,对参赛资格决定做出的程序进行了审查,仲裁机构明确了自己无权直接修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参赛资格条款。温哥华冬奥会体育仲裁的实践,为今后奥运会参赛资格纠纷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奥运会仲裁四题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体育仲裁院要在北京设立一个特别仲裁机构。中国有关体育仲裁立法的缺失不会影响奥运会仲裁的顺利进行,而且,北京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可以受理当事人就不服中国奥委会等组织做出的裁决的上诉。由于中国对《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的保留,在中国申请承认与执行奥运会仲裁裁决会遇到法律上的麻烦。中国应制定体育仲裁立法并对《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提出的保留进行重新审查。

平昌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第23届平昌冬奥会上设立的特别仲裁分庭和反兴奋剂特别仲裁分庭共仲裁了7个案件,均为运动员参赛资格纠纷和反兴奋剂引发的纠纷。这些案件的裁决分别涉及仲裁庭对先前裁决的多元态度、证明责任分配与举证责任倒置、仲裁庭管辖的时间范围、国际体育组织自由裁量权和反兴奋剂仲裁分庭的发展等问题。

关于CAS北京特别分院的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完美谢幕,与奥运会有关的法律问题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设立的CAS北京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为我国构建相应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体系积累了经验。

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之善治——PPP合同的性质与纠纷解决路径

《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所确定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PPP合同纠纷解决方式使投资人深感不安。从诉讼原理上看,PPP合同不宜简单被定性为民事或行政合同,而应定性为混合合同,即民事行政合同。单纯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程序均不利于PPP合同纠纷之妥善解决,可行的路径是基于行政私法理论,在公私合作模式下探索:建立特别仲裁庭,吸收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商事仲裁程序的优点构建特别仲裁程序规则;以民事审判庭为核心建立混合合议庭,以民事诉讼程序为核心,兼顾公共利益之保护,避免因主管或受案范围审查可能引起的权利救济失当问题。

从“奥运帆船案”看技术性事项不予审查原则

技术性事项不予审查是指体育仲裁机构在对某项体育纠纷进行审理时,对涉及比赛规则、赛场裁判的裁决结果等纯粹技术性的事项不予审查,除非证明该裁决程序违法,或者是在裁判武断及恶意的情况下做出的,该体育仲裁机构才具有管辖权。国际体育仲裁院奥运特别仲裁庭通过其所裁决的北京奥运帆船案,对"技术性事项不予审查"原则的应用做出了进一步说明。

仲裁保全决定权分配在司法协助中的应用——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中保全决定权的分配模式

仲裁保全决定权,可以由法院独享、仲裁庭独享或采并行模式。2019年10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采法院独享模式,而忽略了香港特区仲裁庭的保全决定权,不利于与国际实践接轨、营造良好仲裁环境。《新加坡仲裁法》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采并行模式,承认境内外仲裁庭的保全决定权,法院仅作形式审查并协助执行,体现其重视司法对仲裁协助支持而非监督审查的作用。我国未来订立司法协助协议,应在理解域外制度的基础上,再认识司法之于仲裁的意义,尊重外法域仲裁庭的保全决定权,淡化司法的干预。

体育争议与体育仲裁——记武汉大学副校长、雅典奥运会体育争议仲裁员黄进教授

窗外奥林匹克五环旗迎风招展,室内争辩双方唇枪舌箭。随着仲裁员一声"请肃静",一场由申请人肯尼亚拳击运动员迈亚西亚状告被申请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体育争议仲裁正式拉开序幕。笔者在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独家专访了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黄进,聆听了他在2004年8月作为唯一的一位来自亚洲国家的仲裁员,参加国际体育仲裁院雅典奥运会仲裁庭工作的精彩讲述。

海洋法中关于争端的解决程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通过,是改革旧海洋法,调整各国海洋权利冲突所取得的成果。但是,由于各国的利益不一致,政策各异,公约的某些条文又规定得不够明确和不够完备,因此,公约生效后,肯定会发生解释和适用公约的争端.这些争端,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国家间海洋权利冲突的继续和表现。这些争端如得不到解决,不但影响公约的效力,而且破坏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因此,采取一定的方法解决这些争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有利于公约的执行,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

跨国生意的幕后人 专访著名律师 陶景洲

陶景洲律师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获法律学士学位,后在巴黎第一大学获深造文凭。1989年,获中国执业律师资格,1992年,获巴黎执业律师资格。陶律师于2005年10月加入DLA Piper律师事务所之前,曾担任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执行合伙人。现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此前他亦自1985年至1991年在巴黎一家法国主要律师事务所工作。

一场风波的平息

“企业出事了,我是来求援的”,话筒里传来台商邱先生急切而焦虑的声音。 “邱先生,别着急,请你放心,我马上就到,天大的问题我们会依法办事。”多年来的职业习惯和敬业精神,使方宏年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只要台资企业遇到问题,他总是召之即来,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