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别减轻到违宪审查——以许霆案为样本的分析

许霆案的初审判决,基本上是一个严格规则主义的判决。其之所以演变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完全是律师的专业运作、学者的推波助澜、民意的偏执率性对司法裁决共同夹击所致。本案的重审判决,在事实和定性不变的情况下,适用刑法第63条规定的特别减轻制度,将初审的量刑结果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这一做法虽然满足了民众的隐性期望,却损害了刑事法治的应有权威,更显现不受羁束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可怕威力。事实上,许霆案的症结,不在司法层面,而在立法层面。因此,求诸于刑法中的特别减刑制度,并不能为解决类似案件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只有建立常规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对刑事立法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才能彻底解决因"立法不公"而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

特别减轻处罚制度多维探析

特别减轻处罚制度能够弥补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凸显情理法的融合。1997年《刑法》在对1979年《刑法》颁布后特别减轻处罚制度被滥用状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其适用进行了严格限制,但是人们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特别减轻处罚制度出现了不同的认识。目前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不高,且各地的司法机关在适用该制度时极不均衡,只在罪刑极不相适应的情况下才适用该制度。这种状况表明该制度的价值远未得到发挥,究其原因在于适用该制度的实体条件模糊、程序条件严苛。应对适用该制度的实体条件进行明确,规定"案件涉及国家利益或者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较小,判处法定最低刑还是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的适用原则,并相应地进行典型情况列举;同时应放宽适用该制度的程序条件,将适用该制度的核准权下放至各高级人民法院,并可试行特别减轻处罚听证监督模式,以取代现行的层级监督模式。

从犯减轻处罚疑难问题研究

从犯处罚问题的难点和焦点在于减轻处罚后可能导致的罪刑不均衡,更具象来说,是通过减轻处罚调整到下一量刑幅度后仍旧可能存在的刑罚畸重、罪刑难称问题。除此之外,学界对主从犯处罚时的比照问题、对“下一量刑幅度”(即“法定刑”)如何界定、对管制刑和单一量刑幅度如何减轻处罚等问题尚存争议。所以,在罪刑均衡原则下运用解释学原理,通过引入特别减轻处罚制度和发掘相关条文的实质内涵,是解决上述疑难的合理思路。

聚众哄抢罪的历史解释——兼论现行法研究的法史维度

聚众哄抢罪是我国当代刑法中特有的、来自实践的罪名,相关行为及司法处置在传统时代亦不鲜见,有必要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从法律史的视角进行解读。在这样的解读之下,聚众哄抢罪是抢夺罪而非盗窃罪的特别减轻法条。因为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限在于公然性(而非公开性),公然性包括主观恶性与客观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损害及可能损害。聚众哄抢罪与抢夺罪保护的法益均包括社会公共秩序,但主观方面的期待可能性和主观恶性较低。盗窃罪与侵占罪较抢夺罪轻,具备与聚众哄抢罪同样主观心态的盗窃、侵占行为人,也应类推适用特别减轻的办法。不仅研究聚众哄抢罪、抢夺罪这样与传统有莫大关系的罪名可以并应当运用历史解释、法律史的方法,而且现行各类民商事、行政、诉讼程序制度和实践均存在古为今用的空间与价值。

量刑制度宏观问题研究

量刑制度的外观为刑罚裁量与体系化构成 ,包括缓刑制度、死刑缓期执行、再犯和特别减轻制度 ;量刑制度具有规范、限制、整合、贯彻功能 ;运行量刑制度需要考虑运行环境和权力介入、媒体舆论、法官好恶、治安形势等相关影响因素 ;量刑制度存在两个基本走向 ,即综合化与精确化。量刑制度改革宜从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