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重点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有助于解决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情形下违法所得的追缴问题。作为新设程序,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与该程序相关的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违法所得没收申请的具体要求,人民法院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的处理等问题,是对司法实践中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工作有所裨益的。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与完善

检察机关初查程序有其制度基础与实践必要性,须遵循相关运作原则。初查在检察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规范初查程序特别是询问初查对象须遵循"相对合理"之路径,强化初查阶段的监督与制约,谨慎调整相关制度与措施。职务犯罪的查办须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为之。新《刑诉法》不仅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将其适用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和排除,不仅要从转变侦查理念、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上下功夫,更要从规范初查取证、严格证据转换、落实责任追究上做文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自确立以来,就一直饱受争议,有必要在肯定其功能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延续并对"自报身份"制度予以修正。"自报身份"案件比例越来越高,成为普遍现象,检察机关应当准确认识该制度的立法定位,构建合理的适用、监督机制,缩减该制度的适用比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的设立,要真正实现刑事和解恢复正义价值,切实保障被害人权益,帮助被告人和被害人回归社会以及恢复社会秩序,需要建立完善的刑事和解保障机制。在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过程中,理论上必须明确该程序的特点以及流程,探讨不同证明对象中不同的证明责任。检察院作为该程序的唯一启动机关,在国际追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到检察权力可能存在的滥用情况,也须对相关的救济手段以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问题给予必要的重视,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非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适用——以涉嫌贪污贿赂的逃匿者为例

涉嫌贪污贿赂的被追诉人逃匿时,可以对其适用没收程序。但在启动方面,存在逃匿时间限制,并且需要依附检察机关申请。在审理方式上,在质证和公开审理方面存在公正性质疑。对于归案的逃匿者,需要分情况进行繁简程度不一的程序衔接。为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取消逃匿时间限制,在此基础上改革程序衔接;设立推定制度以顺应缺席审的庭审方式;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对于是否启动没收程序、是否公开审理进行程序异议。

国际追逃追赃视野中的特别没收程序:法律属性、对象范围与证明规则

特别没收程序在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没收程序在法律属性上存在刑事诉讼程序说与民事诉讼程序说之争,但前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在对"应当追缴的财产"进行认定时,要厘清违法所得财产的来源,至于供犯罪所用的个人财产是否没收,不可一概而论,这应当取决于其与违法所得或者犯罪行为的关联程度。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范围可以做适当扩大解释,但要与《民法总则》相协调,其证明标准宜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它虽然低于一般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但高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三章以4个法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其实质理应是缺席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普通的缺席审判相比,法条的精简导致缺乏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其实,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的价值基础。通过借鉴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可以通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设计,解决因被告人不出庭造成的权利失衡所可能导致的审判结果的不公,实现诉讼效率与社会正义兼得的诉讼目标。

特别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在我国加大反腐败追赃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现实形势下,加强对特别没收程序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程序学界存在不少争议。特别没收程序解决的问题性质为物的争议因而主要属于民事程序,但其同时具有公法色彩和保安处分性质,在没收对象以及证明等问题上应根据这一性质作出相应界定。特别没收程序亟需从法律援助、涉案财产调查与公告、国际执法合作以及加强监督等方面加以完善。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规则,如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等在立法上付诸阙如,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一定困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是一种刑事特别程序,综合考量证明标准在调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中的重要杠杆作用,证明标准应限定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之间,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事实""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实质联系,举证责任分配可以考虑采取检察机关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利害关系人举证的例外情况相结合。

多元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特别没收程序的关系论纲

基于特别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高度相似性以及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较没收程序所具有的全面性、优越性,特别没收程序的存在备受质疑。但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增加缺席审判程序的同时仍旧保留了特别没收程序,这其中不免涉及到对特别没收程序存在必要性的考量。文章分别从目的学、体系学、法教育学三个角度对两程序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外在规则体系进行了分析。特别没收程序是针对财产的处置,缺席审判程序是对人的处置。为丰富追赃追逃手段,一方面应理顺两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梯度关系,另一方面应推动两程序的协调与衔接,打造刑事一体化视域下的多元化庭审模式。

从特别没收程序的性质看制度完善

在理解我国刑诉法新设特别没收程序的性质时,参照英关法系的"民事没收说"与大陆法系的"保安处分说",我国采取"保安处分说"在法律解释上具有更强的逻辑自洽性,它既契合了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又顺应了世界范围内未经定罪的没收程序发展的总体趋势。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应当在特别没收程序中予以遵循,但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相比,存在着对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有限减损,而保障的力度与减损的限度体现在立法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的具体设计之中。特别没收程序的完善,应当以该程序的性质为出发点并结合该程序的基本特征而展开。

特别没收程序的理论和适用问题探析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没收程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提供了合法机制。从程序解决的纠纷性质、当事人在程序中的地位以及程序建立的准据法等方面来看,特别没收程序应当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在特别没收程序的适用过程中,理解和确定其案件范围、启动要件、没收对象以及证明规则等,均应考虑其作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基本属性,进行适度的限制性解释。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构造与完善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是修改后刑诉法的一项创设,旨在填补立法空白、回应现实需要以及强化国际合作。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对违法所得进行处理的代表性程序模式主要有专门、独立的民事没收程序和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采用后一种立法技术,但在适用对象、地域管辖、利害关系人的保障性规定方面存在缺陷,应进一步明确制度定位与证明标准,进行地域管辖改革,强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潜在风险与控制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设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这对加强打击腐败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存在较大偏差,制度设计粗疏,缺陷在所难免,如诉讼架构严重失衡,悖离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适用案件范围边界不清,生效没收裁定的直接撤销制度违反了程序正义等。为此,必须加强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风险控制,首先必须实现立法指导思想从"重人轻物"向"人物并重"转轨的革命性变革,同时要注意遵循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强权利保障的力度,维持诉讼架构的平衡;建立货币化标准,严格限定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维护生效没收裁定的权威性与安定性,废除直接撤销制度;加强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检察监督。

我国特别没收程序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衔接

新刑诉法创建的"特别没收程序"就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而言,实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规定之衔接是其重要的立法意旨,该程序中特别的诉讼客体、诉讼性质、诉讼程序等核心内涵的生成与贪污贿赂犯罪呈现的新趋势和《公约》的相关规定密切相关。在适用该程序中,应当关注《公约》的基本精神和相关制度规定,把握好该程序的价值功能,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范围以及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特别没收程序中的抗辩——兼论《两高特别没收程序规定》相关制度

诉讼中抗辩的本质是诉讼防御方法,未定罪没收程序中的抗辩针对申请没收方的诉讼主张及其证明而展开,因防御角度不同而可分为实体抗辩和程序抗辩。特别没收程序是未定罪没收程序在我国的具体制度表现,《两高特别没收程序规定》对审判阶段申请没收方证明对象有所调整,涉嫌犯罪的事实仅保留为程序启动条件,与此相应,在制度上,一方面宜对实体抗辩事由在现有规则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分类,另一方面亦应明确规定特别没收程序的程序抗辩事由,以消弭证明对象调整所导致的部分抗辩内容的表达途径缺失。特别没收程序中的抗辩有待加以整体性、体系化的系统分析和结构梳理,并通过法律和司法解释加以明确,使程序目的得以有效实现。

检察机关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特别没收程序。启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必须在犯罪类型、犯罪人状态、可供没收的财产等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以及其他程序性条件。与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不同,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适用的是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证明责任也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均衡原则,诉讼双方都承担举证责任。检察机关在提出没收财产申请时,应当从犯罪证据、涉案财产证据、司法程序证据等方面提供证据材料。为更好地履行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的检察职能,检察机关要着重增强追赃意识、人权保护意识、法律监督意识和国际合作意识。

特别没收程序的性质争议与定位——以腐败案件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来,针对其性质及其相关问题出现一些争议,甚至有人称其为"睡美人"条款。该程序的本质是"调整物的归属的非刑罚方式",这一界定更贴合立法者的本意并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贪官外逃"等难题。该程序中的证明除了遵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强制性规定外,可在证据规则上适当偏向干民事证据规则,在证明标准上适当偏向干"优势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特别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的特别没收条款在适用对象和范围上比较模糊,导致司法实践混乱。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一编中设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主要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申请启动程序、审理程序、审理后的处理、程序终止的适用情形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法第64条特别没收条款的缺陷,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该程序对特别没收的规定仍然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适用不当,即有可能会侵犯第三人乃至无辜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益。为此,有必要对该程序进行深入研究,以确保其在实现惩罚和打击犯罪功能之时不侵犯相对人乃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刑诉法统筹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立法目的。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与制度完善

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三章中增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既是基于反腐败追缴违法所得的现实需要,也为追赃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近日,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充分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探索与有效落实对健全与完善我国的刑事没收制度,加强对犯罪资产的追缴具有现实意义。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围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与制度完善"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刑事缺席审判与特别没收程序关系辨析

刑事缺席审判和特别没收程序在某些情况下是难以兼容的,需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状态尚未确定,外逃人员处于或可能进入引渡或遣返审查程序,向境外被告人送达诉讼文书或与之联系遇到障碍,涉案财产已被转移到境外并且需要借助国际合作加以追缴,或者缺席审判进程可能旷日持久并且涉案财物不宜长期封存或扣押时,应当站在国际刑事合作和有效行使司法权的高度,权衡利弊得失,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与安排,先行或者独自采用特别没收程序,挤压外逃人员在境外的生存空间,并以此营造国际刑事合作的氛围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