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界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其规定为特别法人。然而,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视为特别法人,目前仍有争议。本文通过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起源、法律地位、经济性质,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性来源于其成员身份特别性、集体财产独特性、管理职能特殊性,以及组织环境稳定性。此外,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也存在部分争议,本文主要从集体所有权、财产基础、成员组成、法律地位四个方面对主要争议做出回答。

特别法人定位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权制度重构探讨

在特别法人定位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权制度有必要进行重构。集体所有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兼具营利性和社会保障等职能,其财产权制度重构不能简单照搬其他类型法人财产权制度。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权制度重构应当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以特别法人定位为前提,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股权化为主线。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权制度重构的内容主要包括:股权配置制度、经营决策制度、财产流转制度、行政监管制度、损害救济制度和有限破产制度等。

论特别法人的逻辑反思与发展进路

《民法典》总则编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种基本类型,从形式逻辑视角观察,特别法人的出现违反了排中律。检视《民法总则》的立法过程,发现特别法人的产生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考察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法人基本分类发现其采用的是抽象概括的立法模式,具有不完全归纳和无法应对现实社会变化的缺陷,不值得借鉴。形式逻辑具有形而上学的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缺陷,需引入基于唯物辩证法的辩证逻辑予以修正。法人的基本分类应当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共同指引下进行,辩证逻辑指引下的特别法人应当具有运动、变化、发展的特点,进而其具体类型应当具有开放性。

“特别法人”问题追问--以《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为研究对象

"特别法人"是《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最引人注目的内容。"特别法人"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确定的科学法律概念,其立法设计缺乏体系科学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不宜统一确定为法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人化也存在诸多问题。新增四类特别法人不仅本身缺乏系统科学性,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弥补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分类的缺陷与不足。应当反思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采用更为科学的分类方法构建我国民法典的法人分类体系:首先是公法人与私法人;私法人的基本分类是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可以再区分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

究竟如何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

制定一部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仅是落实我国《民法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规定的内在需要,更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诉求。目前学理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理解尚存分歧,亟须在法理上予以澄清,这是保障其立法顺利进行的前提。基于法思想、法技术和法效果等层面的深入透视,在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亟须在以下几个争点上达成共识: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宜定位成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设立不宜以农民出资为必要条件;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农民集体成员;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终止不影响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以上判断乃是我们妥当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这一组织体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民法典》特别法人制度立法透视

《民法典》承接《民法通则》功能主义法人分类思路,以“民族性”与“政治性”为支点,最终将法人主要分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据此呈现出鲜明的“法典编纂本土化意旨”。进一步对特别法人的肯认,系对此意旨更为彻底地落实。借助特别法人入法,国家机关等承载公共职责的组织体获得了明确的私法身份,其权能虽朝着私法方向拓展,但并不会因此“遁入私法”而脱逸相关监管规则的管控,相反可为公共职责更有效率地实现供给私法助力。然因改革实践经验与立法探索经验双重欠缺,特别法人在向《民法典》融入过程中,呈现出“术语开放性与规范封闭性之悖论”与“立法法典化与解法典化之悖论”。对此当下推进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诸项改革,乃是未来《民法典》特别法人制度迈向成熟的根本基础。

论特别法人制度的立法价值及特殊功能——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为视角

《民法总则》颁布后,法学界就新创设的法人分类中的特别法人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为例,从法律规定和立法说明来看,一方面彰显我国的社会发展得以促进法律本土化的变革,另一方面通过法人资格的赋予能解决过去集体所有土地及生产资料归属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法人制度的设计需要关注某一组织体在社会维度上实际发挥的功能和表现,不能凭空想象。文章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考察,得出其所呈现的“主体图像”,在于统合资源并有效利用以达到对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目的实现,此亦是将之确认为特别法人的立法价值。但仅如此确认,还不足以认为制度已趋于完善,应着眼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过去、面临转型的现在,同时也要关注其未来的发展,以回应社会对该制度的真实需求。在未来应依循其欲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目标,着重集体财产的保障的同时,完成增值集体资产的功能。以经济功能为重,如此才能符合制度被创设的初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制度建构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制度建构的重点应侧重于规范管理体制、厘清财产关系、健全成员权利体系以及实现完备的内外治理等方面。在管理体制上,应以具备实质要件为设立前提,以履行程序要件为管理方式;在厘清财产关系方面,应以农村集体资产为财产来源,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代表主体;在构筑成员权利体系时,应进一步完善以成员资格界定为前置性、基础性制度,以成员权利架构为主体内容,以集体利益与成员利益平衡为原则,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成员权利救济之保障机制;在对其内部治理中,可参照一般法人治理结构设置,实现内部分权制衡及协调运转,兼顾集体与成员利益;在对其外部治理上,应充分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手段加强资产监管,实施账务分离制度,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有序发展。

特别法人定位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重构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担负着双重职能,既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又要保障集体成员生产生活、为集体成员提供公共服务。但实践中这两种职能并不能被很好的兼顾,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断趋于完备,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逐渐降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基于这种新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剥离公共服务职能,并专注于土地所有者职能的发挥。特别法人的定位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最终应当向营利法人方向靠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设立与终止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主体地位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格分化基础上通过法律赋能取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应存在公共职能与经济功能的区分,应将经营性风险锁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之中,防止风险外溢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共职能的发挥,在保民生的基础上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设立采取“培育—核准”模式:培育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设立财产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资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标准来确定设立条件;核准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设立必须经核准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独立法律地位可因解散、破产等事由终止,其终止后人格降等至事实基础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旧能够发挥其公共职能。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撤销权

《民法总则》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性为特别法人,但未明确特别法人成员撤销权。当特别法人成员合法权益因集体经济组织或法人机关有关决定受到侵害时,成员享有请求法院撤销的权利。但由于制度缺失,致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成员撤销权难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包括因投资产生的法人成员(外部成员)和享有集体资源性资产权益的成员(内部成员),撤销权应有所不同。同时,应区别特别法人成员撤销权与农村集体成员撤销权。为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撤销权,应明确特别法人成员行使撤销权的主体、对象、期限和法律效果,并确立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

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中的土地产权选择——兼论“特别法人”制度进入《民法典》

土地的空间固着特性与人的所有权心理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土地法因此经常表现出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这种互动既是土地的公共职能与经济属性、个人使用与公众利用之间的不同追求所造成的,同时也是土地价值的多重性决定的。将土地产权设为公共所有可以协调土地多重价值与“所有”心理之间的关系、可以限制制度冲突的空间,从而保持制度的稳定,以此平衡土地的多重价值并及时对制度的发展方向做出调整。《民法典》因其稳定性和权威性而对较为成熟的规则作出规定,但“特别法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却是一项新的制度。土地公共所有及其主体归属的理论仍需进一步沉淀。

从概念到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构建

我国《民法总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单独设立特别法人类型,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取得法人资格,这对我国未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必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意义自不待言。但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缺乏统一的立法,其“特别法人”概念仍界定不明、具体规则尚付之阙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特别法人”概念走向“特别法人制度”仍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虚位、“特别法人制度”立法模式选择等难题,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重构其主体地位,厘定“特别法人”之核心要素。同时,建议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目的、设立、财产、收益分配等有关法律问题进行专门规定。

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构造及职能界定--从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展开

在国家大力推动下,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赋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也在积极进行当中。在此过程中,学界和实务界对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具体构造仍有争议。不仅如此,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所有权的经济职能,还经常为村民委员会这一 "超级组织"所挤占。厘清特别法人的具体构造是界定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而清晰地界定职能范围也有利于廓清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边界。基于特别法人的性质及其行使集体所有权的实践,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定性为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在内部关系上体现治理的身份属性,在对外关系上其责任财产应以可实现的权利为界定标准。在"政经分离"的政策语境下,集体经济组织主要通过提供资源、资金等方式而非通过承担具体公共管理职能的方式来为农民集体提供公共福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产权建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虽从民法技术上看是私主体,但仍承担着实现公有制目的之政治功能。为使农村产权明晰化,应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所有"的私法工具落实"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表达。在股份合作制中,村民以历史上围绕土地所有权的"身份权益"入股,并无偿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他集体资产经营收益等股权。法人成员范围具有相对封闭性,但不宜以户籍作为确定资格的唯一标准。依地缘关系取得资格的成员持一级股权,兼具经济权利与民主管理权利;依投资经营取得资格的成员持二级股权,仅享有民主管理权利。落户城市的村民及其后代可依章程在适当期限内保留成员资格,到期后将股权返售集体。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涵并探寻其规制路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实证研究法,演绎法,归纳法。研究结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应具有法人的一般属性,《民法总则》中关于法人的一般规定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别属性的探寻和建构,应从既存规范性文件出发,着眼于当前改革实践的实然态,并落脚于国家政策性规范指引的立法应然态。研究结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规制,在国家法层面,应统一规范其功能定位、财产构成并限制其经营行为,而集体成员身份认定和股权设置等内容,应交由地方性法规作原则性规定并由农民集体自决。

民法典有关特别法人的规定解析——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的相关思考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共7编1260条, 10万多字,条文多、体量大、编章结构复杂,专业术语很多,需要通过加强解读,聚焦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相关规定,把握好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使大家认识到这既是一部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因此,宣传好实施好民法典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民法典,尤其是了解掌握民法典中与民政业务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本刊开辟“民法典解读”专栏,邀请法学专家和学者围绕民法典确定的有关民政工作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系列解读,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履行监护职责、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法人制度新安排、婚姻家庭、从民法典的赠与合同到慈善法的慈善捐赠、老年人权益保护等相关规定的解读。

再探《民法总则》特别法人概念

从《民法总则》制定过程可知,特别法人的特别不仅在于其适用的是民法之外的“特别法”,更应关注的是其职能。在对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四种特别法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特别法人是一种在私法领域实现公共目的的工具,对特别法人概念的把握必须从实质性出发,探究其不同于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标准的特殊点,即着重于公共性、管理职能的实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具体类型的特别法人应再商榷、厘清。

特别法人制度下的村委会账簿查询复制制度研究

村民请求查询复制村委会账簿的权利在行使中受到阻碍。村委会账簿查询复制制度虽因账簿记账混乱、管理不当及村民权利滥用的防范问题而未建立,但这些都不是该制度不设立的理由。现有法律规定为该制度设计提供法律基础,而村民在村委会的财产权、委托代理理论与村民的社员权则为制度设立提供了法理基础。村委会账簿查询复制制度应当明确。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优化路径——以特别法人制度的构建为切入点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国家先后在立法、司法等层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成员的资格认定标准、成员权体系以及成员权救济途径仍存在问题。《民法典》的出台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地位,此举不仅为战略目标实现提供可行的组织保障,而且为现存的成员权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尽管如此,在理论和实践上,特别法人制度的构建仍存有不足与分歧,如何对其进行完善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