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司法中的缺席审判——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米思·穆斯案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出庭权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被告人庭审缺席现象日益严重,许多案件处于待审积压的状态,在惩罚犯罪、诉讼经济和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但不加限制地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可能会产生侵害人权、损害司法公正等弊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国际司法中存在争议。为最大程度保障司法公平正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应当被严格限制。

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以康克由案为视角

刑事损害赔偿权是被害人权利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赔偿资格认定标准具有柬埔寨独特的社会家庭特色,赋予了被害人完整的参与诉讼权,创设了非侵权的第三方赔偿主体,赔偿方式仅限于精神性赔偿与集体性赔偿。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在国际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及其对泰勒的审判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作为一种混合性的国际刑庭,具有不同于其他国际刑庭的特色。特别法庭对“泰勒案”的审理涉及到了国际刑法上的许多最新理论。泰勒作为利比里亚的前任总统,他担任总统期间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国际刑庭并不享有管辖豁免权,其官方身份不能为其开脱罪责。特别法庭在国际刑事法院开庭审判泰勒,开创了国际刑法的先例。

初探塞拉里昂特别法庭

塞拉里昂特别法庭是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主导创立的国际化刑事法庭之一。通过介绍其创立及创立依据的法律文件、其机构及其管辖权,总结出塞拉里昂特别法庭的特点,指出其兼备了国际特设刑事审判机构和国际化刑事法庭的优点。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是联合国为解决黎巴嫩国内有罪不能惩罚问题以及追查前总理哈里里遇刺真凶的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曾主导过一系列惩治国际犯罪的混合型法庭,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就是国际社会力图干涉一个国家司法实践的案例。它是联合国越过主权国家而直接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个人采取的国际司法行为。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建立及其审判,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由于当前黎巴嫩国内政局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和叙利亚危机的持续蔓延,法庭的公正性和效力存在不足,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前景堪忧。

伊拉克特别法庭规约

第一章 法庭的成立、组织和职能 第一节 法庭的成立和职能 第一条 现成立“伊拉克危害人类罪特别法庭”（以下简称“特别法庭”）。特别法庭的管辖权和职能以及本规约第三条规定的特别法庭相关机构均应依照本规约的规定。特别法庭应为独立实体且与任何伊拉克政府部门无关联。

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裘劭恒

1931年春,裘劭恒考入由蔡元培创办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即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在选读声学时,恰巧与贺绿汀是同学。贺那年28岁,他18岁。贺把裘看作是自己小弟弟一样。裘只与贺同窗半载,转考进东吴大学法学院。1935年夏,由于他白天研读中文晚上学法律(东吴法学院是晚上开课的),因而毕业时荣获法律、文学双学士学位。

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刑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一个法庭必须“依法成立”。法庭只有“依法成立”,才有资格进行审理、并在确定被告有罪时对其进行定罪。刑法上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法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已成立了不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宗旨和目的相同,但它们的成立方式却各不相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虽然,成立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论证和裁决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原则的法理问题。

海权视野的中国刑事管辖权制度适应性建构

多国派亚丁湾护航编队阻止海盗活动而绩效不佳,重要原因是:既没有受理海盗案件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亦不受理海盗案件;我国《刑法》没规定海盗犯罪,对海盗国际犯罪的司法管辖权难能实现。我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面对东海、南海,经由马六甲海峡跨印度洋水域的海盗、毒品、走私、恐怖活动等国际犯罪、跨国犯罪,凸显适应性疲弱。在国际法场合,就跨国犯罪/国际犯罪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具有彰显国家主权、海洋权益的"证据保全"的重要意义。且应对日本、南海周边挑起海权争端国家"依法维权"情势,当适时修改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促进联合国反海盗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建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改革,建立惩治国际犯罪长效机制等举措皆具有现实意义。

由审判萨达姆看美国式民主的中东之行

用审判萨达姆来展示美国式民主在中东跨出的第一步注定要失败。因为“桔生淮北则为枳”,美国式民主在中东本没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更何况所谓的民主本就持有双重标准!其实,在美国的掌控下萨达姆的命运早已注定,目前出现的审判表演,只不过是由美国导演、伊拉克临时政府和萨达姆主演的政治秀。

民国“江宽轮案”之回顾

长期以来,对于段祺瑞于1918年4月25日晚由汉口东下南京时,其护卫舰楚材舰撞沉商轮江宽号一案众说纷纭,有将此案件视为军阀草菅人命者,有认为法庭包庇军舰,以至于商民利益得不到维护者。此案经大总统下命令组织特别法庭审判,目的是理清事件始末以维护政府权威,但普通民众将此次交通案件视为商民与政府的对抗,认为法庭偏袒政府一方,进而对弱者产生同情心理。

吴老萨遇袭 老萨律师团威胁要罢工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辩护律师团7月30日发表声明称,萨达姆28日出席听证会时遭到一名男子攻击。但伊拉克特别法庭和驻伊美军均对此予以否认。律师团在声明中称,萨达姆当日结束了为时45分钟的听证会后离开法庭时,一名男子从听众席上冲了出来,试图攻击萨达姆。

人大监督中国三十年民主法制历程

30年来,穿过时代的风雨,人大监督经历了由"橡皮图章"到"刚性监督",由恢复到发展直至不断深化的转变过程——从一般性监督——组织代表视察、调查、检查等,到刚性监督——质询、否决、罢免以及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人大监督方式不断创新。从宪法的原则性赋权,到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颁布实施,人大监督走向规范。

中国共产党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华法系的新纪元

前言 被世界推崇为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自战国至清朝延续两千多年,在中国和世界法制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中国社会制度逐渐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固有的以封建法律制度为特征的中华法系,因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关系的急剧变化,也随之逐步停滞或解体.……

论征募儿童兵作为战争罪

征募儿童兵行为对卷入到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危害性极其严重,国际法已经确立明确规范禁止这类行为。但对于儿童兵国际法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主要困难在于对于儿童兵年龄的上限有颇多争论。先前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条约禁止征募儿童兵行为,但对征募者是否承担个人刑事责任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最近以来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审判实践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生效实现了对征募儿童兵者定罪量刑的目标。但是,不论是塞拉利昂法庭的审判,还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八条的适用,都面临着一系列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是对现行国际法的新突破。

金融审判竞争格局下的司法供给——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建设的启示

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制度性基础设施,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及由此而来的金融审判竞争成为各国制度比较优势的角力。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将打造全球领先的民事和金融商事纠纷解决中心作为重要目标,在专业型法院建设、开放式管辖权设定、推进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应用等方面作了诸多探索。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增添了制度竞争元素。未来,上海金融法院应参考迪拜经验,在打造全球领先的金融纠纷解决中心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通过优化金融审判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为金融纠纷案件提供更便捷、高效和公正的司法服务,不断提升金融审判竞争优势。

英国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制度研究

秘密侦查具有严重的侵扰性,为了防止侦查人员滥用秘密侦查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英国通过立法不断完善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制度,最终确立了侦查权监察专员制度、侦查报告制度和特别法庭制度,并在实践的运行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目前对秘密侦查的监督不力,存在较为严重的滥用现象,为此建议在借鉴英国的基础上,通过设立独立的秘密侦查法律监督办公室、采取双重审批机制和完善秘密侦查的事后监督等途径加强对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

审判“四人帮”纪事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在中国现代史上,称这一事件为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11月20日开庭起诉,其间,如何处理'四人帮',中央经过了反复的考虑。经历了由内部审判到最后公开审判的过程。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首例'。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法制建设的一次'特别实践'。

沉寂的黄昏——“四人帮”最后的结局

曾几何时,他们都是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明星,他们不可一世,但是花开会有花落时,历史无情,在一个个沉寂的黄昏中他们悄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