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特殊法律地位

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 ,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这说明行政长官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双重身份。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深入研究行政长官这一特殊法律地位的特性表现 ,并从行政长官所拥有的职权 ,进一步考察行政长官的职权与其特殊法律地位的关系 。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产物 ,是地方政权建设史上呈现出的新生事物 ,在世界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政权建设史上 ,没有任何一位地方首长的法律地位可以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相比拟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除外 )。

论“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独特作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和职权是世界各国地方政权建设史上所没有的 ,其独特作用也是世界各国地方政权建设史上所没有的。

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第三任行政长官曾荫权

“答应了香港人做好这份工，我一定做到最好，对我自己负责，对香港负责。”在即将卸任前，曾荫权这样对记者说。

背靠祖国 稳中求变——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

“我们更需要凝聚香港人的‘民气’…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2007年8月，梁振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家是香港》，书中集结了他多年在香港发展上的所思所想，倾注了他对香港的热爱和关注。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双首长制”实施机制的完善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行政长官既是特区首长又是特区政府首长的“双首长”角色。这种角色设计使行政长官成为联结中央管治权和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重要枢纽,落实“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关键角色。实践中由于相关机制不完善,缺乏具体制度保障,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的形象没有完全树立起来。阻碍“双首长制”下行政长官超然地位实现的主要因素是,其作为特区政府首长陷入政府与立法机关的制衡关系中。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正确认识香港特区政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行政长官负责制的机制。建议制定《行政长官特权与豁免条例》,充分发挥行政长官的应有功能,推动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落实。

同心为香港 谱写新篇章——访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未来5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重要阶段,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同时也要居安思危,以充分的准备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受到充分保障。”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接受了记者采访。语速不疾不徐,语气坚定自信,李家超就坚持“一国两制”、未来施政重点、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一一道来,“同为香港开新篇”的决心与信心溢于言表。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一国两制’是非常伟大的构想,也是开创性的事业。毫无疑问,‘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回归祖国25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得到巩固提升,创新科技、文化艺术事业也正在蓬勃发展。”在即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礼宾府接受了记者采访。不断推进“一国两制”伟大事业“过去5年,香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一国两制’。

“香港将充分把握国家深化改革的机遇”——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绘就了蓝图。香港如何把握内地新一轮的重大改革开放的机遇,深化香港与内地合作等方面受到各界及舆论的极大关注。一直以来,香港作为国际上著名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特别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为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时值两会即将召开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了《今日中国》的书面专访。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12年2月2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现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作说明。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双重负责关系的功能结构与实践图景

香港社会近些年来出现的诸多社会事件都严重损害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威胁了国家的主权安全。作为既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又要向特别行政区负责的行政长官,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关键。行政长官负责的对象一方面是指整个中央国家机关所代表的国家主权,并通常授权国务院履行治理任务;另一方面则是指维护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双重负责根本上是相统一的,但各方对根本利益可能有不同理解。行政长官需要协调好合作与支持、调和与矫正功能的负责关系,强化承上启下的宪制地位。中央政府也需在确保管治权全面性、权威性的基础上,重视权力行使的谦抑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享有立法权吗?——与吴雪元同志商榷

《港澳经济》1995年第8期刊登了吴雪元同志撰写的《中国地方立法与未来香港特区立法的差异》一文,笔者阅后深受启发,但对文中有些提法不敢苟同。作者在该文中称:"香港特区立法实行以行政长官个人立法为主导、行政长官个人立法与立法会机关立法相结合的立法体制","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权"。非常明显,上述说法是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有关精神的。笔者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并不享有立法权,当然更不可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中居于主导地位。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吴邦国委员长 根据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否需要进行修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2004年4月2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2004年4月15日提交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解释

(2022年12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条款的议案》。国务院的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关报告提出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21年3月29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说明。一、修订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是贯彻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全面完成"决定+修法"决策部署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任务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国家行政学院发表主题演讲

2009年12月29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国家行政学院发表题为“金融危机的启示和香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的主题演讲。

作为基本法执行机关的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执行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概括性职权,系指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行使职权,以及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监督特别行政区其他机关行使职权.作为特别行政区首长,行政长官是最高地方长官,由其执行基本法是高度自治权的体现,同时相较于特别行政区其他机关具有高效、主动、稳定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关键是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总负责,而执行基本法则是行政长官总负责的制度设计,其与中央监督权形成了权力差序格局.根据监督的不同方式,行政长官执行基本法可被分为领导式执行、主导式执行与引导式执行三种具体模式,并发挥树立基本法权威、致力于国家统合的重要作用.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14年8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现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草案）》作说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201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