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审查限度:典型案例及适用标准

为平衡股东与董事的利益,当公司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公司可成立特别诉讼委员会来评估该代表诉讼是否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实践中,由于特别诉讼委员会欠缺独立性,往往做出终止诉讼的决定,因此法院需要对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本文认为针对特别诉讼委员会终止诉讼的决定,法院需要区分违反注意义务和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若属于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法院的审查标准适用商业判断规则;若属于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法院的审查标准则适用实体合理性标准。

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美国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该制度一度为某些小股东和律师所滥用。为防止派生诉讼制度给司法系统、董事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美国近年发展了若干项限制性程序规则,例如规定了适格原告的条件,要求原告承担诉讼费用,规定了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由特别诉讼委员会对起诉与否提出建议等。

商事经营判断准则与股东代表诉讼的驳回

如何防范股东借外部司法之手剥夺董事基于商业判断为公司利益正当行使的权力,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国,股东代表诉讼被认为是公司经营判断的一部分,公司本身有权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对公司利益的衡量,阻止股东代表诉讼。文章考察和分析了美国的这一做法,就商事经营判断准则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运用及法院的地位等问题作了论述。

美国股东代表诉讼中和解的多维视角

股东代表诉讼中,和解的现象日益增多,但是对和解的认识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是和解不仅有积极功能,和解也可能使股东代表诉讼的威慑功能无法实现;二是法院对于异议股东的上诉权有不同的认识;三是法院对特别诉讼委员会和解决定的司法审查有不同的标准。因此对于这些不同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分析,要辩证地认识和解功能、注重利益平衡、充分发挥司法的作用。

论清算阶段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

本文通过分析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救济机关的主要观点,认为公司进入清算阶段后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履行竭尽内部救济原则后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建议建立将清算组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救济机关的制度,以期实现股东代表诉讼理论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衔接。

论公司机关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权限

当公司认为股东提起的代表诉讼违反公司最佳利益时,法院是否应对公司的该决定予以尊重,关系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利益与公司利益间的冲突能否得到合理的协调。从确保公司经营健全稳定发展,防止股东滥用诉权的角度出发,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法院应对监事会作出的终止代表诉讼的决定予以尊重。

美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对公司抗辩的司法审查标准

在美国针对董事的股东派生诉讼实践中,公司通常基于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决定提出驳回诉讼的动议,法院对该动议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诉讼。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于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的不同态度,以典型案例为代表形成了四种主流的司法审查标准,即Auerbach案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的审查标准、Zapata案独立商业判断的审查标准、Miller案否定董事会任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审查标准和Alford案全面实质的审查标准。美国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及司法审查标准,对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即应赋予公司抗辩的权利,在庭审前增加前置性的司法审查程序,由法院在该程序中审查原告股东资格、诉前请求程序、公司利益受损事实和公司不起诉抗辩理由,在衡量了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和法律及公共利益之后,法院最终决定是否进入派生诉讼庭审程序,从而降低司法成本,平衡董事管理公司事务和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冲突,并有效防止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