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权与扬权——会见权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的再出发

《刑事诉讼法》对于"特别重大"的模糊规定使得侦查机关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面对律师的会见权的行使举棋不定,而侦查中心主义与口供依赖也使得会见权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的实现颇为困难。本文立足于对会见权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的理论价值的重新认识,着眼于从制度构建的角度推动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平等对话,并希望凭借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东风,通过对会见权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的合理界定限制检察机关的权力、引入会见权救济渠道强化律师的权利、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交流等措施来实现会见权的再出发。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法律适用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厘清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决定、监督、变更程序,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立法精神,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检察实践和学者观点的评析,提出探索性适用机制的路径,以期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有所裨益。

对腐败犯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考量——兼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政策性限缩解释

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问题及建议——以检察机关办理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为视角

新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进行了大幅改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成为了司法改革的又一亮点。在新刑诉法实施前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偏低。新刑诉实施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一项新制度,检察机关在适用上无可避免要面临很多难题。本文将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价值、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方面进行剖析,继而对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提出几点建议,期许为未来实务中提供思路,进一步推进制度发展。

当下中国反腐政策的考量诠释

当下中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的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一项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对其行动加以监视,并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性比普通的住所监视居住更为严厉,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在适用过程中往往存在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