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大湾区立法空间与边界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实践以及法院的适用法律实践对特区法规的审查体现出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为大湾区经济特区用足特区立法权创造了很大的法律空间,但在依法改革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只有尽量严守法律边界、依法规范行使特区立法权,大湾区经济特区的法治创新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经济特区立法权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论证

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自身特性、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实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等因素使经济特区立法权不断遭受质疑,但这些质疑又都值得商榷。从理论上看,一是央地关系的纵向互动不仅催生了经济特区立法权,而且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存在留下了制度空间,二是地地关系的横向比较凸显了经济特区独特的区位优势,是经济特区立法权存在的正当性之"根";从法律上看,《宪法》《立法法》和特区法规等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存在提供了规范上的支撑,授权立法制度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行使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从实践上看,经济特区立法权具有的促进立法完善、特区发展、国家改革发展功能,表明经济特区立法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尽管通过理论上、法律上和实践上的论证,我们很容易破除对经济特权立法权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质疑,但由于经济特区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中央立法权,给经济特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制度优势,因此这些质疑声目前并不会止息。

特区立法权的实践状况和社会效果——以深圳为例

二十多年来,深圳特区立法实践对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对特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深圳特区立法权运行的实际状况和社会效果到底如何,我们往往不得而知。因此,本文首先通过介绍深圳特区立法的产生、梳理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特区立法规范、概述特区立法的内容分类情况、检视特区立法权的行使范围分类情况、总结特区立法的特征和特区立法的阶段变化,以此来提供一幅全景式的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实践状况图;其次,通过国家法治建设和特区发展两个层面来阐述特区立法权所产生的巨大实践效果;最后,从特区的立法实践和社会效果中归纳出特区立法权具有的优势、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运用珠海特区立法权促进和保障生态建设优势

珠海拥有"经济特区立法权"和"设区的市立法权"两个立法权。珠海在20多年的地方立法进程中,注重先行先试,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的作用,尤其是重点开展生态文明立法,成为珠海地方立法的一大特色。珠海制定以环保条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城乡规划条例为核心的生态法规体系,以生态立法引领环境保护、创新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以及以生态立法理念统领地方立法、完善生态立法体制、规范生态立法工作机制等地方立法经验,具有示范意义。

30年来海南运用特区立法权促进改革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海南经济特区之"特",不单在于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还在于拥有特区立法权。30年来海南经济特区与时俱进的立法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海南通过立法先行先试,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以立法推动制度创新,为加快推进地方改革发展提供了法律遵循,也为其它特区乃至全国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回顾海南办经济特区30年来运用特区立法权促进改革发展的基本实践,有助于海南在促进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用好特区立法权。

特区立法权合理运用与海南经济特区体制机制改革探索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特区的发展经历了由特殊优惠政策至体制机制变革为主导的转变。如何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为当前海南经济特区面临的关键问题。在运用实践中,既要把握尺度、明确重点,加快实现特区立法权的优先适用性;也要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充分发挥特区立法在海南体制机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应当大胆改革、先行先试,积极争当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历史、学理和实践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决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特区立法权。根据授权决定,深圳享有经济特区立法权。2000年《立法法》保留了国家专属立法事项,但仍规定经济特区根据授权决定行使法规和规章立法权。文章从历史、性质、实践和适用空间四个方面来认识和评析深圳经济特区立法。

自贸区(港)建设背景下海南经济特区立法权运行的不足与完善

经济特区立法权运行机制是经济特区立法权实施的技术装置,也是影响特区立法质量的关键因素。海南自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特区立法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但与深圳等经济特区相比,海南特区立法权的运用并不理想。立足海南特区立法在启动、实施、审议等阶段的现状,海南特区立法亟需完善启动机制、实施机制和审议机制,以制度建设保障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汕头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的实践探索

汕头作为经济特区,除了拥有设区的市立法权外,还拥有特区立法权,这是汕头改革创新最重要的政策优势和最有力的法律武器。近年来,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法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紧扣汕头经济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探索并实践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

敢为人先 用好特区立法权——《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解读

疫情之下,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典和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目前研究也都直指野生动物。如何减少野生动物向人类传播病毒事件的发生,根本上是要从源头上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现象,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要求也是一致的。大疫之中,一切举措,包括立法都在加速。

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的变通之道——以深圳市变通类立法为样本的分析

立法变通权是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根本特征,变通是经济特区立法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变通权的实践状况、变通权的行使之道、变通权的功能和性质、变通权的实质的认知却是混沌不清的,仍有不少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以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为样本,对其56个变通性立法进行统计分析,一是发现变通类立法需求依然方兴未艾,二是发现变通的依据、变通的范围和变通程度是变通权运用之道的关键。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笔者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变通权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对变通权的性质取决于实践中如何理解和运用变通权,也即变通权的功能决定了变通权的性质和实质;二是变通权具有创制、变通和填补的功能决定了变通权的性质是突破性,决定了变通权的实质是体制改革创新权,因此,变通类立法兼具中央性和地方性,变通类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部分中央立法权。

立法与经济特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阐述1992年国家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特殊的立法权后,通过立法建立起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规范和培育要素市场的各种规范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立法形成的各方面体制创新使深圳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为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经济特区法规制度的法治理论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伴随着经济特区的设立与发展,我国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济特区法规制度。制度的实施形成了经济特区法治。经济特区法规制度保障了经济特区的发展,也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经验,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在此之外,经济特区法规制度的实施也体现了我国法治发展中法治试验方法的运用,并形成了我国法治的非均衡发展。这两方面构成了经济特区法规制度的法治理论意义。在新时代,要坚持和完善经济特区法规制度,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论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的法治化

设立经济特区并授予其特别立法权是我国的一次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和法治试验。历史地看,中央与经济特区关系演变的过程也是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的法治化过程,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经济特区发展需要的相结合催生了独特的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法律上看,改革开放政策、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为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调整提供了法治化基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和《立法法》中授权立法的规定,为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提供了法治化的路径。实践上看,中央和经济特区关系法治化取得了巨大社会效果,蕴藏着巨大的制度优势。因此,经济特区不仅仅是制度创新、法治先行区的成功样本,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样本。

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的行使

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是中国立法体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种立法权力,它已经成为经济特区在体制上的本质特征。该权力权限很大但制约却非常有限,这一特点导致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对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提出了很多质疑。经济特区在政治上仍将继续担负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历史重任,而特区立法变通权作为经济特区进行法治创新的利器也将继续其历史使命,在中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不过,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经济特区有必要谨慎行使特区立法变通权,严守其法律边界,同时我们还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备案审查机制,并通过严格解读《立法法》第98条第五款以确保特区立法变通权能够得到规范行使。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

海南享有地方立法权和特区立法权,其立法体制具有双重性。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当结合国家政策和制度,梳理地方立法需求,坚持特区立法和地方立法并行,注重发挥法规性决议决定的作用,科学有序地推进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当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结合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修订现有特区法规,以制度创新为指引,发挥特区立法权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并发挥一般地方立法权在落实中央政策和制度、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以及政府监管和涉海事务等领域的作用。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的“跟标采购”方式

“跟标采购”方式虽然不是公开招标,但是它有效使用了“被跟标项目”的公开招标的采购程序和采购结果,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深圳经济特区的政府采购工作体现了深圳特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推广和借鉴。自2003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施行以来,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深圳经济特区关于政府采购的法规和规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1998年10月27日,深圳市充分利用全国人大授予的“特区立法权”,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以下简称《深圳政府采购条例》),领先于《政府采购法》的制定和颁行,开创了中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建设的先河,开启了政府采购立法的有益试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及立法进路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除了发挥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的作用,还肩负着将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建设贯通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使命,促使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建设实效辐射全国乃至世界,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部署。立法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充分表明,国家的法治水平制约地方的法治水平。在彰显示范效应中与国家法治建设同频共振,是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逻辑起点与法治目标,亦是先行示范区法治建设的立法进路需要坚持的正确方向。从基础配置来说,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助推器。深圳应充分拓宽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最大限度。从顶层设计而言,以授权为根基的立法协同机制是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宪制保障。深圳应充分运用立法协同机制破解顶层性制度难题。唯有顶、基两面有机结合,双管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方能凸显先行示范区法治建设的制度理性。

深圳经济特区借鉴香港法律制度的思考

在深圳经济特区30多年的发展中,对香港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学习借鉴一直没有停止,这是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所在,也是香港国际化市场化民商事法律制度对深圳的自然辐射,更是深圳改革开发的现实需要。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深港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特区立法权定位模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深圳如何学习借鉴香港相关制度,如何应对现有的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在理论和实务上,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

立法推进和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

在海南全岛建设自贸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自贸港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力配合国家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调整法律法规的同时,充分运用特区立法权和省级地方立法权加快立法,以立法促进制度集成创新,在海南自贸港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有力扛起了地方国家机关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