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作出的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工作部署。如何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扬弃传统“排斥性”城中村改造模式,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机制,积极稳步推动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同步发展,增加区位合适、职住平衡的高品质有效住房供应,联动促进城中村区域空间品质提升、新市民住有所居、产业结构升级等多领域系统优化,是新时期城中村高质量更新改造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协会、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秋季论坛暨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跨界研讨会”,目的在于为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画像”,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实践模式,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中村改造理论。本期特此开设以“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为主题的沙龙栏目,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旨在促进对该议题的广泛交流和讨论。

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上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完全放开,破解部分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的突出任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扩散(落户)与福利剥离(居住证)二元并行路径面临困境,在政策上陷入了“落户悖论”:如果推进落户,在超大特大城市户籍门槛很难进一步降低,且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的背景下,落户已很难继续推进;如果不推进落户转而依靠居住证,在核心公共服务难以进一步与户籍脱钩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仍需要通过落户实现市民化。破解“落户悖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可实施“愿落尽落+负面清单”改革方案:在完全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将少数高含金量公共服务列入负面清单,落户者须满足负面清单中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所制定的附加条件,才能享受该公共服务。这一改革方案具备较好的经济性、道义性和可操作性,是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可行路径。

基于河涌纳污能力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初期雨水截流标准

为有效控制和治理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溢流的初期雨水污染,选取广州市猎德涌和石井河作为典型河涌,在对初期雨水水质及降雨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复核水域纳污能力,对比分析截流雨量与污染物削减效率,提出了初期雨水治理的截流标准。结果表明,广州市中心城区合流制区域的初雨截流标准宜为8~10 mm,分流制区域的取值宜为5~6 mm。研究结果可为广州市等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初期雨水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超大特大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指标对比分析及对上海的建议

超大特大城市作为“双碳”战略的主战场,亟须重视全过程碳相关指标跟踪,提前开展科学谋划,进行“双碳”导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数据和指标研究。要根据经济、人口、城镇化、绿色低碳等多维度指标,结合工业用电、工业产值、产业结构等数据,深入挖掘低碳城市发展的多维度影响因素,构建多城市多指标的关系矩阵,开展路径模拟预测,制定更加合理切实的政策和实施方案。

特大城市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编制技术标准探索

分区规划是特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规划编制技术标准是规划“能用、好用、管用”的重要保障。该文在梳理分区规划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新时代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编制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以济南市为例,立足城市地域特色,充分考虑区县发展实际和管理事权特征,提出分区规划核心思路和目标导向。对济南市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编制技术标准的实践探索进行了详细阐述,旨在为同类地区提供参考。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路径研究

城市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和城市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城市要素环境、城市功能和治理结构等日益走向完善的历史进程,反映城市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全面理解城市现代化的深刻内涵,运用整体治理理论剖析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增强人民主体意识,推动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注重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超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五维”技术体系研究——以北京为例

根据对超特大城市的更新现状分析,从市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视角总结了规划编制面临的挑战,即空间资源复杂性、更新诉求复杂性与制度设计复杂性。从空间维度、组织维度、方法维度、动力维度与实施维度5个维度阐述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思维变革,并搭建了超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五维”技术体系。同时,将该“五维”技术体系引入北京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编制实践,探讨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工作目标与定位、技术框架与要点、部门协同与规划实施等的内在逻辑与技术体系方案,归纳总结了在资源评估、政策创新、更新方法与平台搭建等方面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方法。

多元价值导向下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路径——以西安为例

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改造路径与规划策略的创新探索成为实现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面向新时期城中村改造“公益性”“精细化”“可持续”的趋势,针对既有改造价值导向单一、空间模式单一、实施机制单一的问题,基于对城中村经济价值、保障价值、文化价值的再认知,提出适配“决策—规划—实施”3个阶段的“价值评估—价值转译—价值共享”改造路径。以西安为实证案例,构建城中村多元价值评估框架、创新城中村空间精细管控模式、深化城中村包容合作改造机制,以期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路径与规划应对提供借鉴。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设施建设思考

引言新冠疫情的发生和近年来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形态,具有人口众多、资源密集、功能复杂等特点,灾害风险和应急需求更加突出,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应急响应成为重要课题。

超大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思路方法探讨——以郑州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超大特大城市率先进入存量更新阶段,并先行发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高质量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更新行动,离不开更新规划的战略引领、刚性管控和治理协同平台作用。超大特大城市更新规划工作具有高度复杂性,立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解析新时期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的职能作用、基本特征和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认为超大特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应进一步强化战略导向、实施导向和治理导向,更好发挥规划引领、管控和统筹作用,并以郑州市为案例,探讨了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的思路和方法,旨在为其他城市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启示。

特大城市河流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及污染源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以成都市主要流域为例,阐明和辨析其河流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趋势和污染特征,为特大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依据。基于2011~2020年成都市河流75个监测断面22项指标的逐月数据,采用内梅罗污染指数法和SOM聚类法,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手段,研究成都市河流水质状况和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污染来源。结果表明,75个监测断面中45个“清洁”,5个“较清洁”,1个“轻污染”,21个“中污染”,无“重污染”;“十二五”期间污染断面比例为~36.9%,“十三五”期间污染断面比例由43.0%大幅度下降至2.7%,说明成都市水环境管理与治理措施卓有成效;610个断面年均数据可分为8组,中下游水质普遍较差且差异大,COD_(Mn)、COD_(Cr)、BOD_(5)、NH_(3)-N和TP是研究区域主要污染因子。成都市河流水质深受人类活动干扰,农业面源、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废水污染问题是持续改善成都市水环境的重要任务。

特大城市扩张梯度效应评估及驱动力分析——以南京、杭州为例

不透水地表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探究城市扩张格局的重要依据.以特大城市南京、杭州为研究对象,运用城市扩张指标法、梯度效应分析等方法分析1990—2020年特大城市不透水地表的时空扩张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从扩张面积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南京和杭州的不透水地表扩张显著;2)从动态变化来看,南京和杭州的城市扩张在时间、空间上有明显差异;3)从梯度效应来看,城市市区向周边城市辐射扩张,在距离、高程、坡度等维度上梯度效应明显;4)从驱动力来看,城市扩张发展是内力与外力共同驱动的结果,经济因素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的影响最为显著.

超大特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建构研究

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巨大,体现出高度的城镇化水平,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体现在提供高效优质公共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基石、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分析了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特殊性,结合东莞市梳理了超大特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难题,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的完善路径,以期构建更具韧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

基于DPSIR模型的特大城市绿色交通水平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为科学、准确地对特大城市绿色交通水平进行测度,探索制约特大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运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DSPIR)模型初步构建特大城市的绿色交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合CRITIC-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赋权,并采用集对分析—可变模糊集模型建立特大城市绿色交通水平评价模型,进一步采用障碍度模型判断制约特大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1个特大城市的绿色交通水平均属于“中”级,其时间演化趋势总体呈“先升后降”的波浪型阶段特征;制约特大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为万人公交车标台数、城市化水平,次要障碍因子分别是人口密度、建成区道路网密度、万人出租汽车拥有量、日均公共汽车客运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研究结论揭示了特大城市在绿色交通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因素,为制定其绿色交通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治理模式的视角

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运用TOPSIS评价模型,基于治理模式视角,对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个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1)依托“统合治理模式”的北京在多个治理维度显著领先;上海推行“精细化治理”,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水平相对突出;杭州在社会治理、行政管理维度方面表现抢眼,展现了“数智化韧性治理”的优势;深圳“城市更新协同治理”模式维度较为单一,仅在生态治理维度超过平均水平。(2)基于治理模式视角,可从“技术”“制度”“文化”三个核心要素出发,创新性构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

特大城市乡村地区镇村布局规划策略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特大城市边缘区的乡村发展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特大城市乡村地区村镇布局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和当前镇村布局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特大城市乡村地区镇村类型及不同类型的村镇特点进行研究。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村镇提出具体的布局规划原则和策略。最后,结合乡村振兴的背景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特大城市乡村地区镇村布局规划的发展建议,以期为我国特大城市乡村地区镇村的规划与布局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超大特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动态评价——以北京市为例

人居环境质量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基于长时间序列多源数据构建了由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等5个自然本底单因子指数和夜间灯光指数、医疗保健指数等5个人文社会单因子指数组成的超大特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以北京市为例,分析评价了2012-2022年北京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情况。研究表明:(1)10年间北京市自然本底要素综合指数均值增长了41.87%,但全域均值仅为0.2531,自然环境宜居性不高;(2)10年间北京市中心六城区的人文社会要素综合指数均值涨幅(25.16%)低于其他10个区(39.28%),医疗、交通和教育等人文社会资源呈现中心向外围“外溢”态势;(3)北京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但区域发展协调性不足。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和海淀区稳居第一梯队,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位居第二梯队,昌平区、大兴区、顺义区、通州区位处第三梯队,房山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密云区、平谷区和延庆区处于第四梯队。

坚守职能定位 立足特大城市 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中展现责任担当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农发行上海市分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总行工作部署,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回头看”整改,围绕“一体化”和“高质量”两项命题,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局,全力推进履职发展。

数字经济能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吗?——以北京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数字经济打破了集聚效应的空间限制,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基于数字经济对城市承载力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和城市承载力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城市承载力的短期与长期间动态关系;选取2010—2020年北京市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上市信息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运用加权平均中心分析(WMC)及标准差椭圆分析(SDE)方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创造就业岗位、提升交通效率、线上场景替代等路径,能够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增强。②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较强的离心作用,促进相关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扩散,从而降低中心城区的承载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及缓解中心城区承载压力两个维度推动“大城市病”治理,从而为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政策调整和城乡区域发展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据此,该研究认为,应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以及提升城镇弱势群体城市融入能力等方面综合施策,充分利用好数字经济对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的促进作用,以此实现超大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基于职住分离的超大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碳排放机理研究——以天津市“郊住城职”现象为例

以天津市为例,采用早晚高峰OD数据、百度地图实时拥堵数据及POI数据等多元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提取天津市早晚高峰时段“郊住城职”典型通勤行为线路,分析职住分离、道路拥堵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职住分离下的通勤路线主要集中于城郊“住”空间与6-8 km外的中心城区“职”空间之间。职住空间各自高聚集且在一定距离下相对分离会造成通勤路线重叠短时集聚,从而产生拥堵碳排放,但早晚高峰拥堵碳排放特征及形成机制有所差异。“郊住”周边土地功能、交通组织和公共交通设施在早晚高峰对拥堵碳排放产生差异化影响,如果增加道路网密度及公共交通站点可达性,那么无论早晚通勤均可有效降低拥堵碳排放。以期为大城市功能疏解和交通改善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