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比较法困境——以《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14条为例

我国《合同法》全盘继受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买卖合同风险转移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1条至14条以四个条文补充《公约》相关规则,由此加深这一继受过程。本文对此持有疑义。第14条将种类之债特定化与价金风险转移相联系固有所据,但按照德国法给付风险与价金风险的区分,应将特定化与给付风险直接联系起来,我国将来民事立法应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第11条规定寄送买卖中出卖人须将货物托运给独立的承运人才适用《合同法》第145条而发生风险转移,从而排除出卖人因买受人请求而亲自运输的情形。该规则的条文取自于《公约》,但其理论依据却是德国法的取偿之债、赴偿之债和送交之债的区分,而按照德国法通说,出卖人亲自运输也发生风险转移。因此,第14条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在法律继受过程中有重新慎重考虑之必要。

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司法适用

目次导论第一章债权人撤销权构成要件的认定第二章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第三章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法律效果结论导论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直到《合同法》的颁布,我国立法上才首次规定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该制度突破了债的相对性,以撤销权之诉确认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自始无效的方式保全债权人的债权。自《合同法》实施10多年来,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实务中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

行使债权与盗窃罪的成立

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受黄静勒索华硕案的影响,行使权利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关系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在社会生活中,盗窃罪是发案率最高的犯罪类型之一,为了实现债权而盗窃的案件并不鲜见。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相比,如何处理行使债权(狭义的行使权利)与盗窃罪的关系或许更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