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管理中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平衡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来自公众的散布性支持和特定支持是消除输入对政治系统所产生的压力,使系统得以维持下去的两种非常重要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管理在理论上未能区分这两种不同功能的支持,在实践中又出现了二者的明显失衡,即过于依赖公众的散布性支持而对特定支持重视不够。其后果是公众对国家尤其是对政府认同的下降与支持的减弱,而导致压力加大。正确区分这两种支持,把握二者的平衡,是当前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有利于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二者的不同功能并通过发挥其"合力"的作用将整个政治系统的压力降到最低。这对正处于公共危机频发期的我国而言,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寻求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动态平衡——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处于从未有过的快速变化与发展之中,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从传统的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发展型意识形态转变,再向更高层次的具有终极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发展。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是执政党在努力寻求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动态平衡,以获得新时期的合法性,减轻政治系统压力,维持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发展。

IEES特定支持法在老干部病房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分析IEES特定支持法在老干部病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2016年7月~10月我院老干部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的患者106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53例。对照组接受常规老干部病房护理。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IEES特定支持法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后各相关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结果试验组干预后特定护理需求满足度评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采用IEES特定支持法对老干部病房入住患者实施干预,在提高该类患者群体特定护理需求满足度和护理满意度方面均具备积极效应。

土族民众政治支持调查研究——以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

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的政治支持,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及政治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4年7月至8月在互助土族地区进行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对土族民众政治支持状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而政治支持中的隐性支持与政治文化中的情感性成分是一致的。因此,此项研究不仅对政府行使职能和维持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土族政治文化研究也有所裨益。

商鞅改革成败论:合法性危机的视角

商鞅改革因商鞅车裂、秦帝国覆亡而呈全败之局 ,其原因在于改革出现合法性危机 :以弱民、苦民而达致富国强兵为目的 ,改革的正当性危机与暂时的有效性冲突使其出现特定支持的耗散、虚空 ;单一意识形态、完全排斥道德价值的重刑、酷刑主义的法律文化的建构 ,使改革必须的散布性支持无法生成 ;改革领袖个人品质的缺陷 ,又导致权威危机 ;各阶层利益冲突 ,因没有反馈机制的消解导致恶意情感的聚积 ,使改革危机首先在领袖、体制与共同体的危机层次中渐次展现出来 ,最终商鞅付出生命的代价、改革指导思想“商法”与强暴秦王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均属必然 ,所谓“作法自毙”而已。

商鞅改革成败论:合法性危机的视角

商鞅改革因商鞅车裂、秦帝国覆亡而呈全败之局,其原因在于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商鞅改革以弱民、苦民而达至“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其出现正当性缺失与改革暂时有效性膨胀的矛盾,导致改革的特定支持的耗散、虚空;单一意识形态、完全排斥道德价值的重刑酷刑主义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使改革必需的散布性支持无法生成;改革领袖个人品质的缺陷,导致权威危机。各阶层利益冲突因没有反馈机制的消解使得改革危机首先在领袖、体制与共同体的各层次中渐次暴露出来,商鞅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实属必然,所谓“作法自毙”实乃中的之论。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传统研究重视“法的供给”视角,致力于创设“良法良制”。通过转向“对法的需求”视角,本研究基于支持理论和法律意识理论,访谈了142名四类常见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本研究发现,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分为“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两个维度。负面的诉讼经历仅会降低当事人对主审法官(法院)的评价(特定支持),尚未削弱他们对法院系统及司法制度的评价(普遍支持)。此外,当事人可以被进一步分为“门外汉”和“入门者”。前者不信赖法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入门者”的意识则限定于法律体系内,只在意法官的审判质量。随着司法系统的日渐完善,“入门者”对司法的信赖有望逐步提升。但“门外汉”则需要通过“知情(法)受益”这一过程先转化为“入门者”。

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若一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和成因进行研究,分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正确途径和方式,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现代化深度发展的当前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功能与提升

公共危机与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紧密相关、相互影响。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高低是公共危机化解或加剧的变换器,公共危机是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变迁的特殊场域。公共危机为党组织特定支持输入提供了契机,但特定支持会随危机严重程度的递减而相应减弱,由此致使党组织公信力也随之变动。但随危机结束而消失的特定支持会累积在群众心里,成为弥散支持生成的基点,为党组织公信力的保持和今后提升奠定了基础。如此,基层党组织应将此次公共危机作为其提升公信力的一个特殊机遇,并助力化解公共危机。结合公共危机这一特殊情境,从信任的多维性质来考量,提升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化解公共危机,应主要从4个维度展开,即信任的胜任维度:提升党组织应对危机能力;信任的公开性维度:党组织信息全面公开;信任的客体特征维度:党组织凸显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信任的主体心理维度:激发共同体意识。

欧盟的民主与合法性:法院及其公众基础

欧盟的民主与合法性：法院及其公众基础格雷戈里·Ａ·卡尔德拉詹姆斯·Ｌ·吉布森在过去１０年中我们研究了欧洲高等法院和公众的关系。最近我们调查了大众对欧洲法院的态度。鉴于欧盟机构目前合法性不足，此种态度已成为一个令人相当关切的问题。我们首先就群众对高级司法机构的想法提出了概念上的和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依靠戴维·伊斯顿和其他人早些时候的成果，我们考察了“常规性支持”这一概念，提出了我们的概念尺度并报告对欧盟公众的调查资料。然后，我们叙述了为评估造成公众对欧洲法院所持态度的原因而作出的努力，特别注意基本法律价值观在形成对这一机构看法上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考察了这项研究的基本假设：常规性支持应是人们服从欧洲法院裁决的基础，而虽然我们发现它并没有什么广泛的群众支持，但它所拥有的支持确实变成了服从它那些不受欢迎的决定的意愿。我们以对未来关于欧洲法院和公众关系研究方向的看法结束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