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履行说的立法探析

涉外合同产生纠纷一般先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依据,如果没有作出选择,特征履行方法则被应用.特征履行方法作为大陆法系冲突规则中的重要内容,其立法价值值得探究.首先,特征履行说的立法模式有三类,即纯粹特征履行模式、准特征履行模式、混合特征履行模式.本文根据几个国家的立法文件逐一分析解读三大模式的效果.其次,再对立法模式进行法理学探讨,阐述其逻辑建构.最后,联系我国实际,对我国现行法律进行分析,总结特征履行说在我国的立法现状,并且建议我国的特征履行说应合理借鉴别国经验,完善立法制度.

特征履行的尴尬——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立了意思自治为涉外合同争端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在意思自治缺位的情形下,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履行并列为两大替补法律适用方式。根据通说,特征履行是为弥补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过程中的缺陷而产生的法律适用方法。由是,特征履行的定位尴尬。参考我国历来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履行的立法表述,建议我国立法方式作相应调整,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审视2013年4月废止的法释[2007]14号之第5条。

国际货物贸易中特征履行理论适用的法经济学分析——以规制“敲竹杠”行为为视角

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对特征履行理论的分析与批判中发现,寻找最密切联系的下位具体方法是对维持合同的经济功能的考量。通过专用性资产投资方之履行行为代替特征履行行为的准据法,如此选择规范方能在国际货物贸易下制止"敲竹杠"(hold-up)这一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维持合同经济功能的正常运转。

特征履行理论:举废之间

特征履行方法的理论与立法均存在不小的争议,我国国际私法对其正面临取舍的问题。它是一种较为成功的空间法律选择方法,但无力兼顾国际私法对实质年义的追求。特征履行方法,仍是迄今为止解决国际合同客观法律适用问题的最好选择,当举而不当废。特征履行方法应上升为一般规则,不应建立在合同分类的基础上,也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推定方法。在运用特征履行方法时,应谨慎地设置例外规则,包括更密切联系情形和弱者保护情形的例外等。

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履行方法

本文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履行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两者在确定准据法方面的结合使用是必然的,这种结合创造了确定准据法的合理构架,为国际经济合同法律适用法的统一提供了重要条件。

对国际私法中“特征性履行说”问题的探讨

“特征性履行说”以合同的特征性履行性质对合同进行划分,并以“特征性连结点”为最密切联系的连结点,与其采取“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主要强调对受雇人正当利益的有效保护,致力于选择适用较为均衡地协调雇佣人和受雇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而将受雇人提供劳务的行为,视为特征性履行行为;将对受雇人相对有利或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涉外民商事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

对“特征性履行理论”的再认识

在综观各国立法的基础上,归纳了特征性履行的3种立法疗式,分析了特征性履行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内在关系,并在理论上对确定特征性履行连结点的依据作出适当的分析与探究。

论特征性履行说的局限性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运用特征性履行说贯彻最密切联系原则时 ,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确定方法不合理和准据法确定不当的弊端。我国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也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 ,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以及我国部分法官素质较低、经验不足 ,往往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难。为合理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就需要从立法和司法等方面完善现有的相关规定。

国际私法中“特征性履行理论”新探

特征性履行理论是近几十年产生的用于解决合同法律适用的一种理论和方法。该理论客观上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具体化,但并非为该目的而诞生。在实践操作中,特征性履行的标准和场所有时难以把握。尽管该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对合同冲突法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国际私法之特征性履行理论价值重审

作为解决国际合同纠纷方法之一的特征性履行理论,在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及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现今,绝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将其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结合来确定国际合同的准据法。然而,特征性履行理论是否具有独立意义,抑或是一种方法,将其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相结合,是否可将特征性履行理论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价值最大化,是值得我们考虑与思索的问题。

特征性履行说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辨证

特征性履行说离不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和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也需要特征性履行说约束法官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密切联系说是原则,特征性履行说是规则,特征性履行说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特例,适用范围有限。在特征性履行说的立法、司法实践中,也要在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导下确定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在特征性履行说不适用的场合,要让法官径行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准据法。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下,特征性履行场所应该是特征性履行方的惯常居所地或主营业地,而不能是特征性履行方的国籍国。

特征性履行理论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关系之再梳理--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性履行理论都可溯源到法律关系本座说,但两者的发展道路却有所不同,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灵活性和特征性履行理论的确定性相结合才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缺失时合同法律适用的较佳选择,这种结合要么以特征性履行体现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化,要么让最密切联系原则发挥对特征性履行理论的矫正功能。而我国《适用法》第4丨条的规定悖离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性履行理论之间的常态辩证关系,实乃一大缺憾。

论国际私法中的特征性履行理论

特征性履行理论是近二、三十年产生于东欧国家的一种法律选择方法,它是为克服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模糊性给法官带来较大自由裁量权所造成的法律适用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见性等缺陷而诞生的一种理论。在各国的立法中,该理论表现为三种具体的模式,即纯粹的特征性履行模式、准特征性履行模式和混合的特征性履行模式。

国际私法中特征性履行说之反思——兼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完善

特征性履行说是指在合同冲突法领域,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时,以何方的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征来决定合同的法律适用。该学说被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化。然而,国内学界对该学说多有误解,导致近年来对特征性履行说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鉴于特征性履行说兼具准据法选择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特点,既为法律选择提供了明确指引,又能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建议完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采用特征性履行说为不同类型合同分别确定准据法,并且允许当事人在能证明或者经法院查明存在与合同有更密切联系的法律时适用另一法律,但始终要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最终评判标准。

特征性履行理论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关系之辩证分析——基于我国2008-2013年涉外民商事案例的实证研究

作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冲突法革命的重要成果,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了法官更多自由裁量权来抑制其传统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然而,相对个案公正而言,崇尚法律确定性的大陆法系学者们更倾向于追求正逐渐丧失的判决一致性.特征性履行理论以体现合同特征的“履行”减损或抵消这场伟大革命背后所隐藏的白圭之玷,在学者们看来似乎是场有惊无险的理论界变革,实际上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更容易引起各种思想学说的尖锐交锋.因此,在我国现有的处于不断革新状态的冲突法体系下,着重探讨特征性履行理论和最密切联系原则间的关系,对于分析和指导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特征性履行理论

特征性履行原则发轫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代表了当代国际私法理论的新发展,并对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于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性履行依据单一具体的连结点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因而能客观、准确地确定准据法,但是特征性履行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各国根据自己的法律体系与传统,采用适合于本国的立法模式。我国在立法中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为准据法选择的补充原则,并采用特征性履行方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既吸收先进的国际私法理论又根植于我国的法律现状。

论特征性履行理论与最密切联系原则

特征性履行方法产生于欧洲,是一种欧洲国际私法理论。特征性履行理论同最密切联系原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适当具体化、固定化、可操作化的重要方法。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经常利用特征性履行方法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

管辖规范中的合同履行地规则研究

关于合同案件管辖法院的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选择了特征履行地规则。然而,特征履行地规则由于内容烦琐,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争议,产生较多问题。于是,一些法院转而采法定履行地规则,导致两种规则在实践中同时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合同案件管辖问题的混乱程度。通过比较,法定履行地规则具有内容简单、标准明确等特点,优势明显。在条件成熟时,法律应当摒弃特征履行地规则,而改采更加简单明确的规则来确定合同案件的管辖法院。

合同准据法论纲

合同准据法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是指适用于合同的成立和效力问题的法律，其功能在于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是国际私法领域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在这方面，通过学说与实践的长期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些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客观标志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及特征履行方法等。这些原则和方法都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都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合同准据法主要用来解决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消灭等与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在合同形式与缔约能力等方面并不绝对排除合同准据法的适用。

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争点问题探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总体上只作了原则性规定,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领域的诸多争点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规定和澄清,原有司法解释也仍然是我们分析争点问题的起点。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领域的争点问题集中在意思自治、特征履行方法、特殊合同的法律适用以及合同准据法的支配范围等问题上。原有的成功规则应该保留,对于未及规定或规定有缺陷之处,未来司法解释应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