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证人免证特权探讨

证人免证特权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诉讼证据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理论基础是防止公共权力侵犯个人权利 ,尊重个人价值 ,维护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 ,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重大公共利益。证人免证特权包括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亲亲相隐”特权、职业上的特权。

“律师——委托人”免证特权之理论探析

"律师—委托人"免证特权是英美法系中一项重要的证据法规则。本文以刑事诉讼为视角,考察该特权的产生、历史演进,阐述其理论基础;从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委托人两个方面,分析该特权的权利归属,并结合该特权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性,进而推导出"律师—委托人"免证特权的法理导源——无罪推定原则。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保障辩护权行使、维护委托人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三个方面阐述了"律师—委托人"免证特权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意义。

试论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

免证特权制度是证据制度中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个例外，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采用。我国历史上也规定过免证特权制度，但是在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此制度。通过对免证特权制度的价值和作用的分析，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确立该制度的必要。

确立辩护律师免证特权的法律思考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对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至关重要,新《律师法》确立了律师保密义务但并未上升到律师免证特权进行设计。现行法律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存在包括主体不清、范围不明、保护时间过短及例外规定不完善等诸多缺陷。立法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从保密义务向免证特权的重心转变,从而设立完整的律师免证特权。

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一个例外 ,一般体现于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公务特权和反对被迫自证其罪而享有的免证特权。我国在立法上应确立律师与被告人和直系亲属间的免证特权 ,对于因涉及国家机密而享有免证特权的人员范围不宜过宽 ,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和公共安全时应禁止刑事免证特权。

免证特权建构刍议

近年来,建立证据法的呼声日趋高涨,许多学者从宏观上分析了建立证据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这里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并论证了在我国证据法中建立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同时,结合我国传统、从比较法角度提出建构我国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的构想。

建立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之探微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的建立有其利弊。无论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还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均规定有这项制度。出于“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价值权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证人免证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司法实践,去其弊、取其利,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亲属免证特权:究竟谁的权利谁之义务

亲属免证特权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初步确立了亲属免证特权。然而,由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仅强制将亲属免证特权归属于亲属证人,而未对被追诉人的亲属免证特权予以必要的关注。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亲属免证特权与被告人质证权之间的冲突、亲属免证特权的适用主体过于狭窄、立法缺乏例外规定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之规定,在明确权属方面:应当明确规定亲属免证特权的权属、合理定位亲属免证特权的法律性质以及重新划定亲属免证特权的主体范围;在保障权利方面:应当摈弃单一的诉讼目的,树立多元化的诉讼价值观、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以及设立相应的告知程序。

证人作证制度的道德维度思辨

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证人作证率一直是各国立法努力的方向。然而证人本身也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在道德维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证人制度也应当对这种需求予以考虑。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却未考虑到个体的道德需求,只是以一种圣人之德来对证人作证义务予以普遍性的要求。缺乏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也就成为我国制约证人作证率的一个瓶颈。

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的法理分析

证人免证特权原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运用的一项重要规则,意指证人可根据其与被告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或特殊职业身份,免除作证义务。证人作证特权就是这项证据规则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首次规定了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权,也是这项证据规则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但是证人作证特权和出庭作证豁免并不相同,近亲属的证言依然有可能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同时近亲属的不出庭也会带来辩护方无法对其证言充分质证的矛盾。近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本是对人伦、亲情道德的尊重,但是如何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刑事诉讼法基本任务之间找到更恰当的立足点,是这项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的发展方向。

浅析亲属作证的豁免权——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体现

证人是诉讼活动中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证人可以免除作证义务。免证特权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化解特定主体所持信息的保密性与其所负如实作证义务之间的矛盾,保护较实现诉讼目的更有价值的特殊社会关系和利益,本文讨论的就是亲属间作证义务的豁免。

浅议近亲属的“免证特权”

新刑诉法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但对被告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做出例外规定,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近亲属的"免证特权",但该规定的不完善以及传闻证据规则的缺位,纵容了司法机关采纳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不仅与"免证特权"的初衷相违,更是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只有真正完善近亲属的"免证特权",并确立传闻证据法则,才能从体系上实现发现案件真实、保护特定关系以及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平衡。

论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权利

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权利主要应当包括:安全保障权、人格尊严、物质补偿权、知情权、申诉控告权、免证特权等。特别是对于证人应当享有的人格尊严和知情权等.应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应当认识到证人权利的重要性和价值,提高证人的权利意识并最终解决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有关证人作证率低的问题。

我们该从儒家继承什么?

只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礼,儒家思想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有人说,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其实,儒学当中,可继承的东西很多,比如"仁"。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是孔孟的卓越贡献。它的基础,是一种"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证自明"的"人性的善",这就是"亲亲之爱"。既然是"亲亲",那么,子女要爱父母。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性思考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西汉一直到清代,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该项制度有着深刻的价值意蕴,首要的是法律的人文关怀,即承认人的恻隐之心。其次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具体指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同时,该项制度基于对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保护,有利于维护稳定和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亲亲相隐制度与基本伦理道德相契合,也有利于人们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与执行,维护法律的权威。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应充分发掘,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应赋予近亲属免证特权;《刑法》中包庇、窝藏之类的犯罪,应根据法定刑的轻重相应地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

德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了：＂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被认为是我国关于＂亲属免证特权＂的规定。但是,对于该条的理解尚存较大的争议,部分观点认为,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证言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对证人证言交叉询问和反复质询能使其真实性得到保障,从而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打击犯罪活动,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徇私舞弊,增加司法透明度,促使案件审理更为公正、合理、公平。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之完善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首次涉及了近亲属免证特权,此次规定完善了证人作证制度,引发热议。文章试从探析近亲属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结合域外考察来分析第188条的进步意义与存在的缺陷,同时为了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近亲属免证特权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刑事诉讼中免证特权制度的构建

免证特权又称证人豁免权、作证豁免权,是指知晓案件并向法院作证的公民,在其作证的过程中,因具备某些法定情形或者具有某些特殊身份而依法拥有不回答、制止他人回答的权利,或者免去其作证义务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主要强调了证人的作证义务,与证人作证义务相对应的免证特权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长期得不到体现。2012年刑事诉讼法弥补了证人免证特权的空白,如规定了律师对委托人信息的'免证特权'以及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免于出庭作证。这是我国法律加强人权保障以及对程序法重视的体现,但是并没有确立全面的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笔者认为,为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构建免证特权制度。

构建我国证人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制度的设想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极不完善,尤其是证人权利义务设置失衡,证人的应有权利缺乏保障,导致证人出庭作证难,拒证现象严重。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是证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权利,它已得到世界众多国家以及联合国公约的认可。构建我国证人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制度对于改善我国证人作证的现状,切实保障证人合法权益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