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减轻处罚条款适用的影响因素与判断规则——基于98个上报最高院审核案例的实证研究

特殊减轻处罚条款的合理、规范适用有利于缓解“法有限而情无穷”的矛盾和实现刑事司法中的个案正义。然而“模糊”的实体条件和“严苛”的程序规定,让该条款未能充分实现其应有价值。在立法层面对其实体和程序规定进行改进虽有必要,但容易走向极端且条件暂未成熟,就当前而言从立法层面转向司法层面,适当考虑刑事司法的技术制衡应是解决当前特殊减轻处罚条款“虚置”困境的可行路径。一方面,以实践中适用特殊减轻处罚案例为样本,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工具,对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点进行实证研究,归纳、总结对特殊减轻处罚条款有关联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实践中适用特殊减轻处罚条款案例的基本思路、逻辑和步骤,结合量刑基本原理,将已有的感官经验上升为具体规则,进而为类案适用提供指导。

特殊减轻制度的司法适用及规范改进

特殊减轻制度是理性刑罚观念的体现,是实现量刑个别化的重要保障。为规范特殊减轻权的行使,我国现行刑事法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经实证调研发现,这一制度的实施情况不容乐观,其功能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中立法的缺陷是一重要的原因。在规范分析该制度的基上,建议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完善:合理界定案件的特殊情况、修正法定刑的概念以确定减轻刑的基准、重新配置复核权和加强相关诉讼制度的建设。

论特殊减轻处罚

是否赋予人民法院特殊减轻处罚权力,在修订刑法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议。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特殊减轻处罚的最终决定权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订后的较长时间内,这一条文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近年,人民法院才逐步重视这一条文的运用。在适用特殊减轻处罚权的过程中,从实体上来说,应当恰当理解'案件的特殊情况'的内涵与外延。所谓的'案件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案件涉及外交、国防、宗教、民族、统战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对犯罪人判处低于法定最低刑的刑罚的情形,但又不限于上述情形。在坚持慎用特殊减轻处罚权的前提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实需要减轻处罚的,就可以适用该条款。从程序上来说,应当坚持'或同意或发回重审'及'复核程序应当宣判'两个原则。虽然立法已经明确赋予人民法院特别减轻处罚的权力,但各级法院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坚持慎重适用这一权力:一是坚持确有必要原则;二是罪名选择顾及民意;三是减轻处罚应当适度。

论特殊情况减轻处罚的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为视角

1997年刑法第63条规定了特殊情况的减轻处罚,但如何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定,在实践中不一致,导致这一规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通过对1997年刑法修改前后的比较,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适用特殊情况的减轻处罚案例为视角,提出适用特殊情况减轻处罚之"特殊情况"的具体把握以及完善1997年刑法"特殊情况的减轻处罚"的规定的对策。

也论许霆案的定性

许霆案的判决定性和量刑存在一定的问题,许霆的行为不符合秘密窃取的行为类型,以盗窃罪定性并不准确;许霆的行为是侵占遗忘物,应评价为侵占罪。许霆案的生效判决不但在定性上是不恰当的,而且即便假设许霆案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其生效判决的量刑理由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

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之司法功能

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又可称为被害人同意,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表示的承诺或同意。根据被害人对其承诺放弃的自身法益是否具有处分权,被害人承诺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司法功能,即排除犯罪性的功能与对侵害人从宽处罚的功能。就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而言,其实质内容是被害妇女同意或主动要求他人将自己拐卖。由于拐卖妇女罪的客体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而被害人对这一法益并不享有处分权,所以拐卖妇女罪中的被害人承诺只具有对拐卖人从宽处罚的功能。这一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实现方式,即对拐卖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