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缓犯减刑后又假释的，能否适用刑法第七十三条有关“特殊情节”的规定？

对死缓犯减刑后又假释的，能否适用刑法第七十三条有关“特殊情节”的规定？编辑同志：对于死缓犯被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假释，其实际执行的刑期是否可以适用刑法第七十三条有关“特殊情节”的规定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请予解答。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杨新保，...

论行贿犯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的刑法修正——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款为分析对象

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在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的规定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现行刑法有关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内容不包含“特别自首”,而只包含“特别坦白”。司法解释有关单位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不属于引用性条文,而应理解为形式上的提示性规定。单位行贿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实质上应该为“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确定适用减轻处罚情节的,司法机关必须“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对单位行贿罪的减轻处罚不宜由法定最低刑的拘役减轻为管制,如果存在可供选择的量刑情节则可以分别选择“从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量刑情节。最新刑法修正案在对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等行贿犯罪法定刑幅度进行调整的同时,却未对所有的行贿犯罪特殊从宽量刑情节做体系性的规定。在以后刑法修正时应考虑在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刑法规定中分别增加条款,明确将“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特殊从宽量刑情节规定在刑法条文中。

刑法第63条第二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

为了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量刑的轻缓化,我国刑法的酌定减轻处罚情节规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酌定减轻处罚情节中的"案件的特殊情况"包括"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在认定上,"政策性特殊情况"从打击犯罪的需要和社会普世价值两方面考虑;而"情节性特殊情况"则应考虑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和预防必要性三要素。在适用时应先考虑"情节性特殊情况",再考虑"政策性特殊情况",以确保案件认定上的准确性。

对假释适用的例外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的理性剖析

假释适用的例外性规定的实质是在假释制度的公正与效益价值产生矛盾时的价值取向问题。公正和正义在任何时侯都应当成为假释制度首要的价值诉求,因而假释的例外性规定是不合理的。从国家的立场和功利的角度分析,假释禁止性规定的设立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从刑罚发展的历史趋势分析,假释禁止性规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在将来对刑法进行修订时,应取消假释的禁止性规定。

盗窃罪犯罪数额的司法认定

盗窃罪犯罪数额的司法认定,需要对盗窃罪基本犯,即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盗窃罪的基本犯罪事实而又无其他特殊情节的数额标准做出认定;对特殊情节犯,即情节加重犯和情节减轻犯的数额标准做出认定;对非数额犯的标准进行司法认定;同时需要对盗窃特殊财物数额标准的认定方法予以明确。

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研究

受贿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确立依据应是"最低劳动报酬倍数"。受贿罪可分为普通型受贿罪和特别型受贿罪。若以盗窃罪的犯罪起点数额为参考标尺,普通型受贿罪与贪污罪一样,其犯罪起点数额应是盗窃罪起点数额3倍。特别型受贿罪主要形式有:交易型受贿;收受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在许多情况下,特别型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应高于普通型受贿的定罪起点数额。对于情节特殊型受贿罪,不应确定定罪的起点数额。在有受贿数额(不论大小)的情况下,其应以特殊情节(后果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主要依据来认定受贿罪。

完善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

假释是现代各国刑法普遍采用并日益受到重视的一种刑罚制度,这一制度在我国刑法中也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假释的适用率很低。据统计,1987年全国被假释的罪犯还不到押犯总数的1％。安徽省某劳改支队1988年平均押犯1799人,假释仅1人;1989年平均押犯1900人,假释2人。

死缓犯不能直接适用假释

死缓犯不能直接适用假释康东方年初，笔者从某法制报中看到一条赫然醒目的标题：《死缓犯×××被依法假释》。读后，觉得有必要正视听，明法理。我国刑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止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

论对适用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检察监督

论对适用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检察监督廖继林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是人民法院对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