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被害人的法庭调查及其程序保护——以比较法为起点

正当程序要求被害人提供陈述证据时亲自出席法庭以满足被告人面对面对质的权利,但对于儿童被害人、性犯罪被害人等易受伤害的特殊被害人来说,面对面接受被告人的对质容易引发刑事程序中的二次伤害。因此,法庭在对儿童被害人、性犯罪被害人展开调查质证时,不能专注于被告人的质证权利与交叉询问的完美形式,而须通过替代措施或者程序改良,对儿童被害人、性犯罪被害人予以特殊关照,以在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被告人权利与被害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以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为视角

所谓特殊被害人,即我国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的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等犯罪行为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等六种被害人员。当前,这六种人员在履行职责、维护正义、维护国家、集体、自身利益时,其中的部分人时常遭到打击报复、陷害,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众多,然而刑法第254条、255条规定之缺陷为重要缘由,因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刑法第254条、255条之规定。因此,为加强对特殊被害人的刑法保护,尽快完善这两条已成当务之急。

侦查视野下的特殊被害人问题研究

底层性工作者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底层性工作者被杀和被强奸的事件层出不穷,且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基于该类案件被害人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之一。因此,如何通过询问被害人获取有利线索以及如何从犯罪防范与控制的角度,从源头上预防底层性工作者的被害成为关键。

关于援助被害人的方案

针对传统刑事诉讼援助制度只面向刑事被告人的弊端 ,刑事立法应确立援助刑事被害人的思路 ,适应被害人需要的立法援助有 :经济援助、法律援助。

浅议对特殊群体被害人的保护——以性犯罪被害人为主要切入点

推动特殊群体被害人的保护,既能有效地预防特殊群体被害人犯罪,亦能防止特殊群体被害人再次受害,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水平。基于此,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特殊群体被害人从权利保障到物质补偿等发面均给予了专门的规定和相关的保障。虽然各国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使得特殊群体被害人在本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我国在特殊群体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存在着定位不准、规范缺失、散乱、保障措施可操作性差及辅助制度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逐步制定、修改、完善相关的规范、措施及配套制度,进而达到对特殊群体被害人的全方位保护,同时提升特殊群体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和必要。

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的归责原则与路径

关于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存在“客观说”与“主观说”两种不同的归责路径。刑法理论界主要立足于客观归责的立场,对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限缩。相反,司法实务界主要立足于主观归责的立场,在肯定行为与结果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具体判断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实际上,“客观说”侧重于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主观说”主要解决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对此,应当坚持“客观说”与“主观说”相结合,以及客观优先于主观的原则,确立阶层化的双重归责路径。

侵权行为法上之因果关系

本文之目的在於澄清相当因果关系说之理论，以及检讨我国法院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之判决是否妥当。我国法院在讨论侵权行为法之因果关系时，一般系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判断标准，对於事实上因果关系与法律上因果关系则未加区分。然而所谓相当因果关系并非事实上因果律之问题，而系法律上因果关系之问题。事实上因果律通常系以必要条件说（but for rule）作为判断标准。法律上因果关系涉及被告责任范闻之限定， 经常伴随法律政策的考量，与事实上因果律无关。二者虽有严加区分之必要， 但不仅我国法院未予区辨，国外学说亦有主张因果关系之探讨，无须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与法律上因果关系者， 认为二者均为法律政策之反映。本文为澄清因果关系二分论之必要性，首先检讨Hart及Honore等人主张以统一的标准决定因果关系是否妥当。其後讨论事实上因果关系是否为法律政策的反映。在决定事实上因果律不应以法律政策判断之後，本丈开始说明事实上因果关系的判断理论，包括必要条件说，重要因素说， 与先行充分条件的必要因素说。在检讨上述学说之後，本文以上述学说对我国法院案例进行分析，以提供我国学说与实务参考。在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断方面， 涉及法律政策之考量， 在英美法上系以合理可预见说为主流，德国法上日渐流行法规目的说。本文在介绍英美法之学说後，再度回到我国法院对於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运用，以指出我国法院关於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判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