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特殊贫困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到2010年基本解决现有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促进低收入人口稳定脱贫致富。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和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至今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48.4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489.4万人,两项指标均占全国的10%以上,云南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云南省的贫困有其特殊性,属典型的特殊类型贫困,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对于特殊类型的贫困地区,短期内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大幅增收,稳定脱贫是很难的,必须创新扶贫理念,采取特殊的扶持方式,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采取更有力的特殊扶贫措施,才能有利于特殊贫困问题的解决。

我国特殊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我国特殊贫困地区加快发展,需要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与开发、基础设施、产业开发、制度创新等6个方面构建目标体系;从法律制度保障、政府间分工协作、组织动员全社会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构建产业发展、财政金融支持、劳务输出和移民安置、民族和生态扶贫、科教发展、对口支援等政策体系,确保特殊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青海特殊贫困成因与扶贫开发探索

青海是贫困问题突出、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世居着汉、藏、回、蒙、土、撒拉等民族的562.67万人民,少数民族(264.34万人)人口占46.98%。消灭贫困不仅关系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而且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扶贫方面做了一些大胆的实践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为此,本文针对青海特殊贫困成因,分析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索今后扶贫开发的新思路。

特殊贫困群体脱贫的方法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特殊贫困群体脱贫的重要论述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解决特殊贫困群体的脱贫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关于特殊贫困群体脱贫的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共同富裕思想、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整体思维、矛盾思维和能动思维。其中聚焦特殊贫困群体、强化社会保障、推进健康扶贫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精彩论述,为特殊贫困群体的脱贫工作指明了攻坚方向和有效路径,也提出了精准施策、扶志为先、合力攻坚等值得学习和贯彻的方法。

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与特殊类型贫困研究

贫困问题与生计问题紧密相连。现代化进程中,贫困问题的表现形式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对贫困概念的认识从单维转变为多维,贫困发生发原因从自然风险灾害冲击转变为市场排斥。从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传统农户是否能建构适应市场机制的现代生计,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当前,从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农户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与欲望。历史上,位于富庶平原地区的农户与位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户虽然都是小农制,但由于生态条件基础不一致,其农户经济的内质分别为精细农业与粗放农业,并演化出了不一样的生计文化体系。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的现代转化过程中,为减少市场排斥,偏向于集约利用自然资源的生计方式,但是脆弱的生态系统与独特的文化体系生计文化使这一转变面临困境,民族地区农户生计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形成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根据脆弱内质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干旱牧区、石漠山区、深高山区和高寒藏区四种特型。因此,应该根据贫困的特殊性,从促进农户生计现代转化出发,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

新时期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特殊类型地区依然是我国贫困的重灾区和扶贫主战场。研究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贫困状况及其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探索新形势下反贫困新思路、新机制和新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要解决集中连片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发展问题,需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形成反贫困的区域新格局。增加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资金投入,围绕提高瞄准度和扶贫效率实现扶贫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

干旱牧区特殊类型贫困治理研究——以锡林郭勒盟牧区为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干旱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但是,干旱牧区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遏制,牧民生活水平普遍落后于农区。无论从贫困人口数量、比例,还是贫困程度上来讲,牧区都是整个发展大局中最落后的区域。本文通过对锡林郭勒盟牧区现状及产生贫困的特殊原因做出较为详细的分析,进而梳理了锡林郭勒盟牧区扶贫开发模式,在分析已有的贫困治理政策和措施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建议。

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特色反贫机制探讨——以三江并流区为例

三江并流区是我国多种类型贫困的重叠区,该区域是我国限制开发区,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平衡区。由于区域的特殊性,三江并流区的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率高、致贫因素复杂等因素贫困程度比较高。针对其致贫因素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通过采取培育制度安排、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培育乡村能人、发展乡镇经济等内生增长方式对该区域构建特色反贫困机制。

青海省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贫困攻坚研究

特殊类型贫困是藏区贫困的主要特征。本文围绕解决我国藏区特殊类型贫困问题,在阐释特殊类型贫困的含义及一般特征的基础上,以海南州特殊类型贫困问题为个案,概括了海南州特殊类型贫困的主要特点,并较全面分析了成因。最后提出海南州特殊类型贫困攻坚思路。

南岭民族走廊贫困现状与扶贫开发研究

南岭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列为三大民族走廊,它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个地区的贫困比例大、贫困程度深,而对此地区扶贫开发的研究甚少。选取这个地区中34个贫困县(市)作为研究对象,用三个反映地区贫困程度的人均值,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来评析此地区的贫困状况,分析导致该地区贫困的原因,提出将南岭山区列入国家第十二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进行扶贫开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如何更好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动能

为了有效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难题,在创造有利的外部帮扶环境的同时,必须正视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地位,下足绣花功夫、深刻理解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特点,通过发挥深度贫困地区的资源相对比较优势、促进地方生存性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教育等方式来充分激发深度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培养贫困人群的脱贫能力,如此才能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真脱贫、脱真贫'。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贫困区域收敛与新时期扶贫开发研究

农村贫困正在以不同的新形式出现和累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难度越来越大。新时期,特殊类型地区依然是我国贫困的重灾区和扶贫主战场。改变特殊类型地区贫困状况是彻底打赢扶贫攻坚这场硬仗的需要,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稳定的需要。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扶贫机遇前所未有。但是,要解决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发展,就得从资金投入、统筹发展、机制创新和能力培养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四川藏区精准脱贫持续性研究

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提出以来,我国面临的脱贫攻坚任务被进一步提上日程。进行精准脱贫更根本的是要确保脱贫的持续性。四川藏区是集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一体的特殊贫困地区,区域脱贫任务更重、难度更大。目前,我国的精准脱贫工作依旧面临着脱贫主体能力不足、脱贫供体功能受限、脱贫载体脆弱、脱贫矛盾凸显等难题,因此,在精准扶贫思想下,探讨脱贫主体——供体——载体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对于新时期内确保脱贫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决定与收入增长

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包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类型地区和边境县地区,其贫困状况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更加突出,致贫原因也更为复杂。利用国家统计局2006年、2010年贫困监测调查数据,使用dProbit模型估计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决定因素,并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变化作为因变量,以家庭、村社区、地理特征等因素对农户的收入增长进行OLS估计。农户贫困决定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社区环境对农户脱贫具有重要影响,而自然灾害是增加贫困概率的重要因素。农户收入增长分析结果表明,相同的影响因素对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异,那些更贫困的人口可能难以从普遍的经济发展和一般性扶贫投资中受益;健康因素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县地区,增加了这些地区非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从扶贫资金的投向来说,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县地区可能从经济发展和扶贫投资中分享了益处,但是对于这些地区的贫困人群而言,可能难以受益。劳动力培训的比例对三个类型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革命老区,减少务工对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革命老区的农户而言,外出务工占据更加重要的收入构成地位;而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的收入情况更加受制于自然灾害的变化。因此,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制定扶贫政策,实行有差异的扶持措施。

贫困生特殊群体思想行为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贫困生特殊群体在高校学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贫困生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已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本文对贫困生特殊群体的思想行为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贫困生特殊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推进蚕桑基地建设 助力凉山脱贫攻坚

凉山地处川滇结合部,幅员面积6.04万km^(2),辖17个县(市),总人口531.03万,其中彝族人口占53.81%,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全国集中连片的特殊类型贫困区域“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差异特征

本文研究了2007-2011年间中国3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贫困的空间演化、分布的差异特征。结果显示:近5年来贫困人口总量略有增长,贫困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均衡化趋势;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加剧,贫困加深区较多;从城市看,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是构成贫困加深区的主要类型。2011年,贫困发生率自东向西逐渐升高,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相对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呈现高人均GDP和高贫困发生率的"隐藏性贫困",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呈现低人均GDP和相对低贫困发生率的"特殊性低贫"。未来国家反贫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构成特征,重点关注贫困加深地区的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特殊关系。

坚决啃下深度贫困“硬骨头”——改革开放40年云南脱贫攻坚历程回顾

摆脱贫困是云南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云南始终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倾力帮扶特困民族、散居民族和边远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导、分级负责,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综合开发、整体推进,部门协同、合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