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减刑制度的理论基础——以现代特殊预防论为视角

减刑制度需要理论支撑才能获得发展,现代特殊预防论为减刑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的途径有三:调节隔离时期;有限威慑罪犯;全面矫治罪犯。通过减去宣告刑期差别化的方式调节人身危险性不同的罪犯实际服刑期限;对不同罪犯区别减刑,实现有限威慑;以各种行为规范与减刑相关联,实现对罪犯思想、行为方式矫治。

特殊预防性护理措施对卧床患者皮肤护理的应用效果分析

探讨围绕卧床患者皮肤护理实施特殊预防性护理的具体效果。方法 将120名卧床患者设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分组法获得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的差异在于前者使用常规护理,后者增加使用,特殊预防护理,通过对比皮肤压疮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了解特殊预防性护理措施的临床应用效果。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在皮肤压疮发生率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对照组明显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护理满意度方面研究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 综上所述,在卧床患者的皮肤护理中使用特定的预防性护理可有效降低压疮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值得不断采纳与推广。

预防视角下犯罪附随后果的阶梯式变更

部分犯罪附随后果体系化方案的论证前提存在误区。犯罪附随后果的固有问题不应归咎于轻罪立法或积极刑法观,这一概念与犯罪记录、前科并不等同。犯罪附随后果应区分为法律规范性质的犯罪附随后果和社会规范约束的犯罪附随后果,后者难以从事实上被根本废除。国家有义务废除、更改不具有正当性根据的犯罪附随后果,应通过法律变更、社会复权、救济保障的阶梯式构建,以实现特殊预防和犯罪人复权之目的。基于预防效果和预防必要性的要求,国家应当废除或者变更已有的具有实定法基础的犯罪附随后果;针对社会规范约束下的犯罪附随后果,国家应去除不同类型“犯罪人”的法律和社会标签;在此基础上,应建立犯罪人权利救济制度。

对女性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近年来,中国女性犯罪快速增长,其危害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相对于男性犯罪而言,女性犯罪在犯罪动机和犯罪危害方面具有主体上的特殊性。针对女性犯罪的自身特点,只有加强对于女性犯罪的一般预防,采取人性化的特殊预防处遇措施,才能有效遏制女性犯罪的发生。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特殊预防的探索

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适当延伸其职能,将预防其重新犯罪作为重要任务,融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于案件处理过程之中。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犯罪特殊预防,其渠道和方式主要有:在检察办案阶段,兼采各种教育形式;在司法处置环节,力采从轻处置措施;对社会帮教矫正,可采全程参与方式;对权利保护监督,兼及诉讼内外渠道。

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审视特殊儿童的预防

在开展特殊儿童的预防实际工作中,需要特殊教育从业人员遵循知情同意、人文关怀、平等、守密等伦理原则,从开展伦理教育、提高伦理意识、实施伦理监督三方面入手,加强特殊儿童预防的伦理建设,以建立起以特殊儿童为本,凸显特殊儿童利益的特殊儿童预防伦理体系。

特殊犯罪预防的情绪内化研究

违法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以不同的评价标准对行为人进行了迥异的评价,进而引起行为人具有强烈反差的情绪,这一现象是社会文化内化于个体的原理的一个表现。由于社会化终生性的特点,儿童、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行为人都有可塑性。虽然不同年龄段的行为人各处于社会化不同阶段,其可塑性有异,但是各年龄段的行为人均能运用相同的基本原理进行矫治:个体行为做出后受到社会反馈,反馈经过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加工,形成具有正强化效果或负强化效果的情绪,从而影响认知,改变行为。

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基于特殊预防理念的研究

重大决策作为公共政策中涵盖面广、影响深远、涉及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纷繁复杂的环节,对公共政策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深化监督执纪问责"重要精神的关键环节。对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的设计,应当在保障决策效率与公平、依法合规、惩戒与防范并重的思路基础上稳步推行,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与集体讨论等五个方面建构重大决策责任倒查的基本框架,从主体、内容与方式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建构重大决策责任的倒查机制。

基于监狱行刑效益和特殊预防视角的监狱循证矫正

国外的实践证明,循证矫正是一种有着良好矫正效益的矫正手段与技术。循证矫正的本土化研究和运用,对于提高监狱行刑效益,提升特殊预防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循证矫正的本土化,首倡循证矫正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即将监狱矫正本位理念、矫正服务理念、证据和评估的理念作为监狱行刑的信念追求,它对监狱开展循证实践运动具有启蒙意义。

特殊预防视角下的终身监禁价值评析

为严惩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之死缓犯增设了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新规的创设及其付诸实施,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界的激烈争议。文章从特殊预防的视角分析,认为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作为一种新制度,其本身也存在相关弊病,为降低其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应合理审慎加以适用。

浅析新时期我国刑罚的特殊预防

刑罚的特殊预防在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刑事犯罪的数量和类型,犯罪的手段和诱因出现了新的趋势和特点。大量的犯罪分子在回归社会后重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由于犯罪经验的积累和对社会积怨的加深,他们重新犯罪后往往手段更加残忍,反侦查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也更大。目前我国存在的较高的犯罪率和累犯率,说明我国刑罚特殊预防的效果不够理想,对实现特殊预防的途径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论我国刑罚中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目的的两个方面,受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条件等诸多条件影响,两者孰重孰轻始终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随着立法与司法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加速,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都注重与国际刑法接轨,妥善处理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关系,恰当评价两者体现在立法领域和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对于刑罚理论的科学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特殊预防视域下社区矫正与缓刑矛盾问题的审视

特殊预防是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在风险社会中,它所蕴含的刑罚个别化、刑罚人道主义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价值取向正在愈发显著。而社区矫正制度旨在依法在社区中监管、改造和帮扶犯罪人,是一种充分贯彻特殊预防理念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按我国刑法的规定,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对象之一。这样的规定不但会在立法规范维度导致整个刑罚结构的逻辑紊乱,而且在司法适用维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虚耗以及司法腐败问题,亦会在法理价值取向维度与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所倡导的多种理念相悖。因此,为了规制社区矫正制度与缓刑制度之间的矛盾,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刑罚制度的体系结构,严格规范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范围,并探索专门针对缓刑犯的考察与矫正机制。

心灵之殇:外来未成年人抢劫犯罪心理的司法回应——以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为视角

外来未成年人实施抢劫是利益需求扭曲、价值观念异化、罪责中和渗透等社会心理与生理年龄、认知能力、心理控制等个体心理的融合。外来未成年人抢劫以共同犯罪、既遂形态为主,犯罪动机和犯罪工具要件具有特殊价值。其司法对策在审判层面表现为替代性定罪、抢劫罪的附条件不转化、情节加重犯的否定、排除或减轻犯罪性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在帮教层面表现为物质帮教的转化、心理矫治的深化、人格身份的重塑。

特殊预防视域下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宏观审视

特殊预防是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在风险社会中,它所蕴含的刑罚个别化、刑罚人道主义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价值取向正在愈发显著。而社区矫正制度旨在依法在社区中监管、改造和帮扶犯罪人,是一种充分贯彻特殊预防理念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按我国刑法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于缓刑犯、假释犯、管制犯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犯。其作用既包括社会层面上的合理配置资源、化解社会矛盾以及直观宣传法治,也包括个人层面的充分保障人权、实现刑罚人道主义、避免监狱的负面影响以及积极补偿被害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应始终贯彻特殊预防的理念。

中止犯自动性之判断——基于特殊预防的主观说

中止自动性的原理是中止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非难可能性减少,以及对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降低。关于中止自动性之判断,应采取基于特殊预防的主观说。首先,从客观到主观,先排除客观上缺乏实行可能性的情形,再以行为人为基准考察主观上认识到的实行可能性。其次,分析行为人是否主动放弃实行行为。最后,从事实到规范,判断行为人的中止动机在规范上是否表明其自动回到合法性的轨道,是否表明特殊预防必要性降低。

特殊预防性护理措施对呼吸科老年患者皮肤护理的应用效果观察

探讨特殊预防性护理措施对呼吸科老年患者皮肤护理的应用效果观察。方法:将48例呼吸科老年患者有皮肤问题的老年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24例,对照组给予一般护理常规,研究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特殊预防性护理措施,比较两组皮肤情况及护理满意度效果。结果:结果显示,研究组皮肤出现压疮的概率为2.5%,低于对照组患者的5.8%,组间差异存在可比性,其中P<0.05;研究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91.67%(22/24),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则为70.83%(17/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综上所述,对呼吸科老年患者进行皮肤护理时,引入特殊预防性护理措施,能够大大降低患者发生压疮的最终概率,也能有效降低压疮产生的程度,可有效提升护理效率与质量,使患者更加满意护理人员的相关工作。

刑罚目的应该是“一般预防”

刑罚的目的是刑法学界乃至社会学界永恒的话题,在刑法学界,对刑罚目的的认识有三种观点:报应论、一般预防论和特别预防论,但是,没有哪一个学说能够真正告诉我们刑罚的存在究竟意欲何为?刑法的目的等同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目的是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要减少犯罪。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的犯罪可能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要实现最大化的减少犯罪,量刑的基准必须是以犯罪的成本大于收益且刚刚大于收益为足矣。因此,“一般预防论”应该是刑罚的目的。

比较法视域下去极端化的现状描摹与经验梳理

去极端化的实质是消除极端主义、预防恐怖犯罪,而去极端化体系由特殊预防机制和一般预防机制组成。特殊预防机制包含启动、筛选、矫治、评估、释放、关爱与监督等环节,一般预防机制包含消除极端主义社会根源、消除极端主义社会条件及应对极端主义精神控制等措施。去极端化的行动客体分为特定对象与一般对象,执行主体包含政府和社会,具体路径分为“文化对冲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目标设定上存在“思想与行为双重转变”和“行为单一转变”之争,预防对象分为恐怖分子个人和恐怖分子集体。总结与归纳域外去极端化的经验,得出以下启示:其一,不存在唯一和完美的去极端化模板,去极端化应以本国实情为根据;其二,去极端化的实践中,需要充分借鉴去极端化的共性特征,如调和“刚性”与“柔性”措施、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兼顾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关注本土实践与国际合作、恪守法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