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解构思想的武器——特里·伊格尔顿的身体诗学

伊格尔顿从两个向度上论及身体:理论上,身体是其解构思想的武器;批评上,建构了身体政治批评话语。从元身体学的角度看,伊格尔顿对于身体的创造性特质的论述乃在于对人的本性的论述,强调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在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伊格尔顿的目的是解构西方存在300多年的经典美学;解构实则是为了重构,即重建一种唯物主义美学。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上,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身体观的解读是建构其身体理论的基石;从文学与人类命运的关联上看,身体诗学是介于现实物质世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批评理论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也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继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之后最系统地探讨过意识形态概念的著名学者。本文试图阐明他的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特征。这包括四个方面:一、他既反对意识形态中心论又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处于二者之间。二、他兼顾中性的意识形态与贬义的意识形态,广泛涉及意识形态的内含与特征。三、他对贬义意识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认知方面的竭力维护和重新阐发,对“虚假意识”概念正名。四、他既非阿尔都塞主义者也非新葛兰西主义者,处于二者之间。本文认为,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学说显示出一种中正平和的色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趋向成熟和精致的一种表现。

论特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特里·伊格尔顿从政治视角观察后现代主义,他以独特的政治逻辑和理论观点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共谋的"一丘之貉",因此它势必会危害社会主义理想。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起源、政治本质和政治前途所进行的深入剖析与逻辑论证,有利于我们正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性质和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探索建设性后现代社会的道路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综合与超越: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研究及其理论贡献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研究融合了马克思、阿尔都塞、弗洛伊德、威廉斯等多种理论思想资源,提出意识形态根本上体现了一种基于生活关系的实践意义,而不是一种经验描述,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表现在它生成幻象的机制和它对社会现实的象征形式。但伊格尔顿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马克思的"基础"概念的理解与应用,因为过多服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功能论"而走向了随意的理论置换,理论观念上的摇摆和游移影响了理论体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化与文明观

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在20世纪的文艺批评理论呈现文化转向的今天,他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当今多元化世界中的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作出有力批判,对9·11事件作出不同于美国政府官方的解读。他的批判精神无论是对文化研究还是对文学理论批评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他对文化和文明的解读,即使受到一定的责难,也包含了一种对全人类的爱,想最终促使整个社会走向理想状态,这也几乎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之反思——以特里·伊格尔顿在中国为例

特里·伊格尔顿在国内的影响是整个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产生影响的典型代表。通过研究伊格尔顿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或可以窥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产生影响的路径和后果,从而对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文献梳理和问卷调查可以发现,伊格尔顿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对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吗?——从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谈起

西方舆论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经济决定论的争论,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本文从分析特里·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评价的"历史单调轮回"和"经济的幽灵"的论据出发,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在古典经济学上的分歧,历述了恩格斯、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提出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下的经济和剩余价值学说下的经济进行二分理解,从而厘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桎梏和消极影响。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在其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并且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坚守社会职责的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风格

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但是却因为批评理论不成体系、涉猎范围太广而饱受诟病。他的这种批评风格是由他的爱尔兰文化渊源和剑桥求学经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造成的。而且作为一名经历了文学批评由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转向的学者,他能跟随时代步伐,使自己的批判领域横跨文学、政治与文化,本身就是在履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不公的社会职责,是在为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9·11"之后,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更多地关注西方大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欺压以及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等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可以指导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方法。只有真正消灭阶级差距和贫富差距,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简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精神分析观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在其《文学理论导论》一书中,对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与之共生的精神分析文论进行了批判性阐述,较为客观地分析了精神分析学的兴起、发展和成败得失,并以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揭示了其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原因。

特里·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自幼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少年时期就开始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逐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构建起了立场鲜明、不断完善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特里·伊格尔顿及其著作进行概要式的介绍,并从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两个方面对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述。

批评理论的责任与批评家的任务——《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棱思想框架中,努力凸显批评理论的责任和批评家的任务,提出在当代文学处境和理论现实中,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演绎各种理论话语,而是在充分深入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和思想现实中实现批评理论把握现实的功能,展现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的价值。《批评家的任务》展现了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再现了伊格尔顿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理论情怀和批评担当,是全面把握伊格尔顿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自我、他者、世界——特里·伊格尔顿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

伊格尔顿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主要借用拉康精神分析的语境与框架,以想象域、象征域和真实域三个基本范畴来厘清并重新审视共产主义的演变。通过对自我、他者、世界三者关系的研究,重新思考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建构,实现了对晚近资本主义的伦理—政治批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拓展共产主义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伊格尔顿的理论与现实似乎存在脱节,理论上虽擘画了文化批评与文化政治批评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前途与命运的政治图景,折射出其内心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在现实上却未能将理论付诸实践,找到人类真正实现解放的路径。

特里·伊格尔顿:《路得记》中的阶级斗争

本文考察了特里·伊格尔顿对阶级、性别和民族性之交叉关系的思考,并由此角度来诠释《希伯来圣经》中的《路得记》。笔者认为,这三个领域为《路得记》中的子嗣传承问题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也因此得出始料未及的结论:以色列人在此文本中是统治阶级;路得的外籍身份、性别及阶级地位都让她在文本中既被吸纳又被抹杀。换言之,文本展示了一个悖论:《路得记》这样的文本事实上通过让女性成为故事的中心,将女性移除出了文本。

文学理论的政治倾向——谈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

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的文学理论也必定具有意识形态性。二者与社会权力关系密切,都为作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所用。上述观点散见于其所著的《文学理论导论》中。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伊格尔顿引入了文化批评。不过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的政治倾向的理解已有了与导言部分不一致的地方,有违其精英立场。

特里·伊格尔顿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经典观批评

特里·伊格尔顿对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经典观批评的洞见颇值得挖掘,尤其是他洞透到了布鲁姆的美国中产阶级男性中心主义的精英身份。而他对布鲁姆的批评谬见则应该被予以批判,分析其背后的非文学因素,深层次的政治偏见立场影响了两人文学经典批评观的和衷共济。至于两人对文学的虔诚与知性就更可以在符号化的消费社会与喧哗的理论之后的当代语境下,共生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批评观。

新形式主义何以可能?——以伊格尔顿《如何阅读文学》为论述中心

60年代以来,文学逐渐式微,理论仍大行其道。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没有视形式而不见,也没有就理论存而不论。他的《如何阅读文学》作为理论反思的新近扛鼎之作,试图解决的是文学理论的当代境遇与范式转换的难题。其中处于批判发展性谱系中的“形式”作为一个核心载体和中介,承担起了凸显文学性、表征历史性、再现经验性和传达情感性的合力作用,对于理论的泛文化研究起匡正之效。故这种新的形式诗学理论是一种具有解构兼建构精神的理论尝试,带来了研究文学的新方法和路径,也有利于真正的文学性语言的生成。

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虚构——特里·伊格尔顿与爱尔兰问题

本文以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有关爱尔兰的一系列著述——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伊格尔顿与爱尔兰问题的关联。不过,本文无意介入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爱尔兰问题或爱尔兰研究本身,也不涉及其中出现的不同倾向和看法,而只针对伊格尔顿的“一家之言”加以辨析。换言之,本文探究的是伊格尔顿本人的爱尔兰研究所具有的一些独特方法和理论形态以及它们对于理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创作、思辨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所带来的启示。

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去殖民化民族主义对“形式的政治”的寻求

英国马克思主义著名理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爱尔兰专题研究,对爱尔兰19世纪前后去殖民化民族主义的文化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爱尔兰文化解殖寻求"形式的政治"的特色,允许其文学创作中的道德与自由审美达成一致。本文将对爱尔兰带给世界的这一智慧与精彩进行重点论述。爱尔兰的这种结合政治和文化的实践,给予当下不发达地区的启示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