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佛教考古190年

犍陀罗佛教考古研究已有190年历史。1830~1848年,英军为了寻找古币和宝石而挖掘佛塔。1848~1885年,坎宁安到犍陀罗创建了印度考古局并带领展开一系列的官方发掘。1885~1902年,英印军队实力扩张,考察和发掘范围扩大至斯瓦特上下游和布奈尔地区。1902~1947年,马歇尔接任考古局局长后,犍陀罗地区开始有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这期间,法国傅塞撰写了经典的《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之后,犍陀罗地区主要由日本、意大利和巴基斯坦本地的考古学家负责考古挖掘,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研究也开始多面向发展。

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研究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裸体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至今仍存在一些资料不确、论述偏颇的问题,有必要进行再讨论。本文着重从克孜尔石窟裸体形象的基本资料和造像的"表法"原则、功能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评述和商榷。

阿富汗巴米扬河谷的历史文化遗存

本文依据自1922年法国考古队以来的历年考古成果,结合对古代文献的重新解读,着重介绍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艺术特色,以及古代阿富汗地区作为古代希腊、印度、中国这三大文明圈的中介和枢纽的特殊地位。阿富汗古代佛教文化遗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向世人表明:三大文明圈的互相接触不仅仅停留在艺术样式的传导和物质交流上,更有许多涉及各文明圈自身变化的影响,有待我们继续探讨。

试论汉代佛教艺术的三个分期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性

鉴于很多学者为了解释东汉佛教图像,或对与之相关的文献材料(无论汉代本朝或后世记载)未经考证和区别地拿来就用,认为佛像艺术一开始就是随着佛经一道传入中原,都有粉本可据,并且追溯到了明帝,认为在明帝时期求法就包括求像;还有学者用一个十分宽泛的时间概念对包括汉代在内的佛教艺术进行统一讨论和判定(如巫鸿用2~3世纪的时间界定来讨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认为这期间的佛像艺术,只能被称作融合了“佛教因素”的造像,并不能称为佛像)。这些研究方法和观念影响日久,但值得怀疑和商榷,恐都忽略并危及汉代佛教艺术研究的基础史实问题,*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上海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张雪女士,江苏海洋大学文学院唐浩先生、徐习军先生曾陪同现场考察并提供相关文献资料,连云港文物管理研究所工作人员提供拓片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1关于《四十二章经》年代有不同意见,但据汤用彤和许里和考证,至迟东汉桓帝年间已出现,最早或于明帝年间出现。按《后汉书》记襄楷上疏,文中最早引用《四十二章经》词句。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7,第28~29页;〔荷兰〕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第38页。2对《牟子理惑论》的真伪存有争议,但多数学者如孙贻让、余嘉锡、胡适、汤用彤、伯希和、周叔迦等认为属实可据,为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史的宝贵资料。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3页;〔美〕巫鸿《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载巫鸿《礼仪中的美术》,郑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第291页。爰不避辞繁,就此相关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以期还汉代佛教艺术传播的复杂历史以真实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