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浅析甲骨文中的犬牲

商代祭祀先祖、求告上帝,常用动物或人牲献祭。祭牲种类、数量常契刻于卜辞之后。较为常见的祭牲有牛、羊、猪、犬等。从甲骨文材料中有关祭祀使用犬牲的情况来看,犬牲主要用来献祭在商人精神信仰领域具有崇高地位的"四方神"、土地神以及时王父辈、诸母、兄辈等关系较近的亲族,少数情况下用于祭祀洹、岳等自然神和建筑奠基。据此可以认为,犬牲在商代祭祀牺牲中具有较高地位。这种特殊的用牲现象,可能与商人以犬为宠有着直接的关系。

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研究二题

动物考古学主要研究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古代人类的相关行为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对丰富和深化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中国动物考古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除了方法论的研究以外,主要关注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等,对于利用动物进行祭祀和随葬等方面涉猎不多。李志鹏的《商代墓葬中的狗牲研究二题》在对商代墓葬殉葬狗牲现象进行历时性梳理及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商墓中随葬狗牲制度的起源及动因,探讨了殉狗与墓葬的社会等级关系。此外,他还通过对商墓中狗牲的年龄判定,研究了商墓殉葬狗牲的文化内涵、狗牲的来源等问题。这些认识角度新颖,言之有据,论证充分,发人深思。

周代燎犬考论——以周礼六祈与彝藏羌“烧狗”文化为中心

《周礼》未载燎犬,并不代表周代不存在燎犬祭祀。根据类祭的用牲与祭祀对象,軷祭、止风、驱蛊的磔犬与燎犬功能通用现象,可推断周代应存在燎犬祭祀。至于《周礼》未载燎犬的原因,与西周中后期燎祭与犬牲难以兼容等因素紧密相关。将周礼六祈中失载牺牲及其祭法的禜祭与四川彝、藏、羌等少数民族用于止雨避雹的“烧狗”民俗联系起来,可知两者存在诸多共同点,祭祀用牲、功能、目的与对象均一致,应是同源的上古中华犬祭礼俗。对“烧狗”民俗的研究有助于重建以禜祭为代表的上古三代中华古礼,考证还原周代禜祭牺牲及其祭祀法。

灵犬献瑞 狗年说狗

2018年,正值鸡年退位,狗年登场之际,便来说说狗。狗,亦称犬,是人类最先豢养的动物之一。可以说自人类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开始,狗就和人类朝夕相处,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考古研究发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便已经发现了狗骨的遗存。通过长期的驯化饲养,针对狗的不同特点,人们按职能对其进行了分类,《礼记·少仪》中便提到狗有＂守犬＂和＂田犬＂之分（杨天宇《礼记译注·少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46页）。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清宫《兽谱》记载：＂犬,古有三种,曰守犬、田犬、食犬。＂（故宫博物院编《清宫兽谱》,故宫出版社,2014,176页）下面笔者就结合文献资料,从守犬、田犬和食犬这三种分类出发,分享关于狗的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