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 ,对侦破刑事案件有着特殊的作用 ,但理论界对其合法性存在争议。我们可以将诱惑侦查分成两大基本类型 ,犯意诱惑型诱惑侦查应明确禁止使用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有其合理性、且不违法律原则与精神 ,但应通过立法方式对其目的、原则、范围、对象、条件、程序等作出相应的规制 。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基于理性的立场,借鉴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诱惑侦查不能因为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而被完全禁止或完全放任,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使用,但是我国的法律对此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理论界习惯于将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借以认定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种"两分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多缺陷。在对国外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立法和实务中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综合审查法作为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的标准。

合理的规范诱惑侦查的实行

近年来,毒品犯罪、暴力犯罪、假币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等犯罪日益猖狂。这些犯罪类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且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安宁和治安秩序,犯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使得侦查机关在从事此类案件的侦查时也曾陷入僵局。几年采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侦查方法——诱惑侦查,使得此类犯罪类型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是侦查机关在使用此类侦查方法时却存在许多不当之处,且法律条文对此种方法的实施没有详尽的规定。这就要求我们对此类方法的施行予以一定的规范,使其达到相对合理的结果。

刑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可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前者是合法的、狭义的诱惑侦查,其以结果无价值和法益衡量说为法理基础而合法化;后者是非法、广义的诱惑侦查,其表面上符合陷害教唆但实质上应属于滥用职权罪。将刑法原理引入侦查学(域,有利于增强侦查学的学科基础。

略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诱惑侦查这种特殊秘密侦查方式的合法地位,使其运行有法可依,并受到一定的程序规制。但是立法中概括、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彻底解决诱惑侦查活动细则缺失、无有效监督机制制约的无序化状态。文章针对诱惑侦查的立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立法经验,探讨了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

我国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诱惑侦查常带有欺骗性、诱导性,其所获证据往往通过引诱、欺骗的方法间接获取,因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和其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一度受到质疑。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权衡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有限合法化。我国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应采取主客观混合标准。合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具有证据能力,违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并应参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排除。

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刑事责任分析

诱惑侦查由公安机关掌握着案件的主动权,它可以决定案件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可以决定行为人犯罪情节的轻重。若要被诱惑者承担全部责任,有悖于法律的公正性。被诱惑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其在诱惑侦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也应该有所不同。

诱惑侦查略论

诱惑侦查已被实践证明是破获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已运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等方面作出必要限制。

执法过程中陷阱取证的异化问题研究——社科法学视角的再思考

获取动态违法信息的高昂信息成本是陷阱取证(机会提供型)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有奖举报制度激励了职业举报团体对违法信息的规模化经营,并进而诱发陷阱取证从机会提供型向犯意诱惑型的异化。这种异化本可以通过执法者的信息过滤机制予以遏止,可是地方财政对罚没收入的渴求、执法机关内部绩效考核的压力以及权利救济途径偏低的成功率等制度环境因素不断削弱信息过滤机制的功能,甚至促成了执法者与职业举报团体的合谋,并最终导致犯意诱惑型陷阱取证的泛滥。可以通过对陷阱取证的正名、重塑职业举报团体的合法身份、夯实违法信息过滤机制等制度改革措施有效防止陷阱取证由机会提供型向犯意诱惑型的异化,以挽救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