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犯本体论

共犯人中的组织犯是最危险的共同犯罪人。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无组织犯这一概念 ,其只是存在于俄罗斯等现行刑法之中。我国刑法虽没有明确规定组织犯 ,但理论上是存在的。在当前形势下 ,为了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参与人 ,研究组织犯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从组织犯概念和其构成特征这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以期对组织犯有一个更理性的本体认识 ,旨在推动我国对组织犯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大陆法系共犯本质之比较

共犯为什么要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是共犯本质认识论的范畴。对于此,大法法系国家理论界存在主观主义的共犯独立论和客观主义的共犯从属论。但这两种学说都不能妥当地说明教唆犯的特点,折中论因此应运而生。对共犯问题的认识差异,来自于方法论的差异,这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形态有密切关系,已经超出学术范畴,因此而导致的学术上的不同认识将长期存在。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抽象危险犯本质——兼与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楷教授商榷

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本质,主要有行为犯说、非法定的目的犯说、"抽象的危险犯说"三种观点,但均不妥当。虚开发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导致国家税款或财产遭受损失的任何危险,是利用虚开的发票实施逃税行为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才具有这种危险,不应将不同犯罪所具有的危险混为一谈。虽然虚开发票行为本身没有这种危险,但是为了更好地预防利用虚开的发票去实施逃税或者骗税行为,有必要提前处罚虚开发票行为,因而本罪属于为了预防其他犯罪而提前处罚其他犯罪之"预备"行为的抽象危险犯,既不属于行为犯或目的犯,也不属于"抽象的危险犯说"实际上所指的具体危险犯。对本罪法定刑过重的问题,只能通过修改立法来解决,而不能通过限制解释来解决。

继续犯本体新论

传统的刑法学都把继续犯放入罪数形态中加以研究。本文认为,应把它放入犯罪构成理论中予以关照,并进而提出将继续犯置于犯罪既遂形态的又一类型研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指导实践的功能。基于此,本文对继续犯的内部构造、涵摄范围等本体问题进行了研讨。

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多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评价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在19个平行中心进行观察,将240例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120例。试验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对照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模拟剂,疗程均为7 d。比较两组咳嗽视觉模拟(VAS)评分、咳嗽缓解和消失情况、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最终完成试验者232例,其中试验组118例,对照组114例。治疗后,两组咳嗽VAS评分降低,且试验组降低更为明显,两组上述指标在治疗第4天后较基线的差值、治疗后较基线的差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试验组咳嗽缓解率及消失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PPS与FAS分析结果一致。试验组治疗有效率为97.44%(FAS)和97.37%(PPS),高于对照组的81.42%(FAS)和81.25%(PPS)(P<0.001)。两组患者一般生命体征和实验室检测指标治疗前后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试验组7名受试者发生11例次不良事件,对照组4名受试者发生4例次不良事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分析,上述不良事件均可能与试验药物无关。结论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咳嗽症状,安全性较好。

危险犯的罪过形态相关问题再厘清

传统刑法理论普遍认为,过失犯罪是结果犯,非结果犯不存在过失。但是在风险社会预防性刑法的背景下,危险犯的出现颠覆了这种传统理论上的认识。在肯定抽象危险犯是故意犯罪的同时,必须承认具体危险犯的罪过形态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包括明示过失与默示过失)。如果刑法将某一犯罪设立为具体危险犯同时配置较低的法定刑,而这种具体危险犯又有行为对应的较重的故意犯罪,则该罪的罪过形态应该是过失。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区分只能依据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要素,不能依据刑法总则的未遂和预备形态。危险驾驶罪属于混合危险犯,其罪过形态主要表现为故意,否则难以解释共犯和停止形态。危险犯中的“危险”应该是指侵犯集体法益而不是个人法益的危险。

侵犯商业秘密罪评价标准的修正与规范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完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由数额犯到情节犯的全面转型,但未跟进更新的司法解释易使得司法实务将情节犯作数额犯化处理,仅关注数额要素对于犯罪评价的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所保护的是复合法益:一是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商业秘密享有的私权利,二是市场竞争秩序,后者又可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商业秘密权。以此为逻辑起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评价体系应当坚持区分性、形式与实质相统一、强保护的原则,建构综合评价体系。各要素不可单独作为入罪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建构起以数额要素为主,非数额要素为辅的“情节严重”解释体系。

过失危险犯的证立与展开

设立过失危险犯,符合刑法的公正价值,因应刑法的保护机能,具有现实必要性。过失犯罪包含危险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的应有之义,而分则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属于典型的过失危险犯。过失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一种现实、严重和紧迫的危险状态,故应仅限于具体危险犯。为了有效限缩过失危险犯的认定范围,还需根据新过失论严格审查行为人的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

基于经典名方与文献的中医治疗儿童流感(风热犯卫证)组方规律研究

目的研究中医治疗儿童流感(风热犯卫证)的组方策略,为儿童流感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中华医典、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关于“流感”“温病”“热病”“风热犯卫”相关病因病机、治法治则、用药配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中医治疗儿童流感(风热犯卫证)的组方用药性味归经与高频药物使用情况,探索用药配伍关联规则。结果通过古医籍和期刊文献检索到治疗儿童流感(风热犯卫证)的组方共102个,涉及中药95味,频次最高的中药为甘草、连翘、薄荷、杏仁、黄芩,以热邪、风邪、痰饮、毒为主治证素,药物多采用清热、解表、化痰、补虚、化湿药,性味以寒、温、苦、辛、甘为主,归经以肺经、胃经、心经、脾经、肝经为主。常用药物中共取得126个高支持度的用药配伍关联规则,三联用药中“甘草+薄荷+连翘”“桔梗+薄荷+连翘”“苦杏仁+薄荷+甘草”用药关联支持度最高,古今组方普遍以甘草、连翘、苦杏仁、桔梗、薄荷为治疗儿童流感(风热犯卫证)的核心药物,临床上医家多以疏风解表、清热解毒为治法,主要以银翘散、桑菊饮、桑杏汤为基本方加减化裁。结论儿童流感(风热犯卫证)多采用银翘散、桑菊饮、桑杏汤为基础方加减化裁,以寒性为重、温性次之,通过清热解毒、疏风解表来迅速缓解病情,并辅以调节营卫、清润肺卫、安神理气、止痛利咽的中药。

限缩法定犯适用的证明困境及其出路

在法定犯时代,为避免刑法过度适用减损国家治理整体效果,刑法学界提出了司法限缩方案,希望通过激活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严格审查前置的违法性、实质判断法益侵害程度来实现出罪减责。上述主张忽略了司法证明对构成要件的反向制约作用。违法性认识证明困难,决定其应作为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行政监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片面强调司法认定的独立性,否定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证据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应区分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报告和行政机关处理决定或意见,对前者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予以规制,将后者归入辅助资料。将个人法益受到侵害作为法定犯构罪的前提,与增设法定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抽象危险和具体损害,只有通过反向刑事推定方可建立可转换的联系,从而实现积极出罪。

宣肺止嗽合剂对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证)中医证候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观察: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多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评价宣肺止嗽合剂对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证)中医证候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的试验,纳入240例患者,按1∶1的比例分为试验组120例和对照组120例。试验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对照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模拟剂,两组均20 mL/次,每日3次,疗程7 d。比较两组中医证候(日间咳嗽、夜间咳嗽、咳痰、咽痒)积分和莱塞斯特咳嗽生命质量问卷(生理性得分、心理性得分、社会性得分和总分)评分,并采用全分析(full analysis set,FAS)集及符合方案(per protocol set,PPS)集进行分析。结果238例进入FAS集(试验组和对照组均为119例),227例进入PPS集(试验组114例、对照组113例)。PPS与FAS分析均显示,治疗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降低,莱塞斯特咳嗽生命质量问卷评分升高,试验组改变更为明显(P<0.01)。两组上述指标在治疗后、治疗后-基线的差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宣肺止嗽合剂可以明显改善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型)患者中医证候,提高其生活质量。

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随机双盲多中心研究

目的观察宣肺止嗽合剂对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患者中医证候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在19个平行中心进行观察,将240例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120例。试验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对照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模拟剂,疗程均为7 d。比较两组中医证候(日间咳嗽、夜间咳嗽、咳痰、咽痒)积分和莱塞斯特咳嗽生命质量问卷(the Leicester cough questionnaire,LCQ)评分。结果最终完成试验者232例,其中试验组118例,对照组114例。治疗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降低,LCQ中生理性得分、心理性得分、社会性得分和总分均升高,试验组改变更为明显(P<0.01)。两组上述指标在治疗后、治疗后较基线的差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全分析集(full analysis set,FAS)及符合方案集(per protocol set,PPS)结果一致。结论宣肺止嗽合剂可以明显改善急性支气管炎(风邪犯肺证)患者中医证候,提高其生活质量。

《刑法修正案(十二)》下行贿犯罪的均衡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的自主决策权,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取决于侵害该法益的具体形式,而非“受贿行贿同等罚”。新增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仅为量刑情节,应根据从重处罚的实质依据对各个情节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均衡性。

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重构

滥伐林木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存在前置与后置制定规范不健全、规范执行存间隙以及规范适用不协调等现实问题。健全的法律规范是实现滥伐林木犯罪治理中行刑有效衔接的前提条件,滥伐林木犯罪的治理不能囿于传统刑事治理体系,只有跳出既有的刑事治理框架,重视刑事法规范与《森林法》等前置法的有效衔接,才能使滥伐林木犯罪问题得到科学有效的应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关于滥伐林木犯罪规范体系的完善,应当“顺势而为”,树立融合治理思维。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体系,应当遵循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转变、从规范的隔阂走向规范的融合、从重刑轻行到行刑衔接转变的基本逻辑。重构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规范体系,应当坚持从重置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滥伐林木犯罪治理规范制定场域的行刑衔接、规范执行场域的行刑衔接以及规范适用场域的行刑衔接等方面予以展开。

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多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评价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的试验,纳入240例患者,按1∶1的比例分为试验组120例和对照组120例。试验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对照组口服宣肺止嗽合剂模拟剂,两组均20 mL/次,每日3次,疗程7 d。比较两组患者咳嗽视觉模拟(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咳嗽缓解和消失情况、临床疗效及用药安全性。结果有效性评价采用全分析(full analysis set,FAS)集及符合方案(per protocol set,PPS)集分析,安全性指标以安全性(safety set,SS)集进行分析。结果240例患者均进入SS集,238例进入FAS集(试验组和对照组均为119例),227例进入PPS集(试验组114例、对照组113例)。PPS与FAS分析均显示两组咳嗽VAS评分治疗后均较本组基线下降,且试验组下降更为明显(P<0.01)。试验组咳嗽缓解率及消失率、治疗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试验组咳嗽缓解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2例患者发生2例次不良事件,对照组3例患者发生5例次不良事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分析,上述不良事件与试验药物可能无关或肯定无关。结论宣肺止嗽合剂治疗感染后咳嗽(风邪犯肺证)疗效确切,安全性较高。

数据累积犯的刑法规制

累积犯是指单个行为不会侵害法益,但如果类似行为的大量实施就会对某种法益造成实际或现实威胁的犯罪行为。累积犯具有实质的法益侵害性和真实的累积效应,对传统的结果本位归责模式提出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应当将数据、信息、计算机信息系统与其主体关系的稳定性作为数据安全法益。数据累积危险行为应当体现真实的累积效应。典型的数据累积犯有数据收集型、拒绝服务型以及数据分析型三种类型。数据累积犯的因果关系判断须立足于事实判断、重视规范评价,同时须防止规范评价侵袭事实判断。对于没有体现真实累积效应的行为,不应将其纳入数据累积犯的因果关系判断范围;对于可能导致数据累积犯扩大适用的情形,也应当排除其因果关系的存在。

法定犯时代的刑法解释——兼论法秩序统一原则与刑法独立性

中国刑法已经进入法定犯时代。法定犯是指同时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且构成要件必须依托行政法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判断的犯罪。法秩序统一原则要求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解释必须与行政法规在基本精神和终极价值上协调一致、互不冲突;刑法独立性要求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要素保持相对独立的解释立场。法定犯的双重违法属性要求,在解释构成要件时,首先必须对不法类型进行同质性审查。不法类型绝对同质性情形下,行政法规规制目的排斥对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文义解释的,刑法应进行限制解释;在超法规的角度,当行政归责属于立法拟制或推定的积极归责时,要防止以“仅有量的区别”为判断标准,直接将行政责任以作为法定犯认定的根据。

不能犯危险判断的理论重塑——从“两分法”到“步骤法”

实务界对不能犯处罚扩张的普遍趋势与学术界否认不能犯刑事可罚性的主流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当前学理研究存在着不能犯“危险”判断素材和判断立场相互分离,以及内部标准单一化判断的“两分法”的共同现象,致使主观认识的危险事实被带入刑事司法之中,或者具有客观危险可能的行为被科学因果法则排除在刑事司法之外。依据我国《刑法》第23条的规定,不能犯是指不能利用方法、工具或者不能对对象、法益完成相应的既遂犯罪,但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而并非指不能去实施犯罪,不构成犯罪的不能犯行为。因此,不能犯未遂仅处罚相对不能犯。相对不能犯的“危险”判断应当采取“步骤法”的判断方法,“行为本身(内在)的抽象危险”作为初步考察方法,以“行为时、一般社会经验的原则性以及特定专业领域的例外性”为判断标准;“法益侵害(外在)的具体危险”作为后续判断步骤,以“现实性、紧迫性和非直接性”为判断标准。

检视我国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立法与司法适用

传统危险犯二分说不契合中国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存在中间形态——准抽象危险犯。经济刑法中,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立法本意是将单纯违反行政法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的范畴,但妨害药品管理罪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素设计,可能导致该罪的立法目的落空。虚开发票是逃税犯罪的预备,而伪造、出售、购买、持有发票,更是预备的预备,所以虚开、伪造、出售、购买、持有发票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逃税的目的,否则不构成发票犯罪。不应处罚预备的预备。储存、包装、印刷行为,在秧苗阶段喷洒禁用的农药,用盐酸克伦特罗养猪,不是“生产”“食品”;制造、提供货币版样,不是“伪造”货币;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筹备组织,不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均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