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产业链背景下“技术中立原则”对犯罪定性的干扰和反思——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逐渐成型。非法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是信息犯罪产业链中的关键节点,其中又以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情形危害最巨。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具体认定标准的同时,也反映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共同犯罪之间的司法困惑和认定偏差,直接冲击着传统的刑法理论,也导致了罪刑不相适应。在犯罪产业链背景下,网络犯罪共犯行为的刑法评价应当摒弃传统"技术中立原则"的潜在影响,坚持"以共犯责任为基础、正犯责任为补充"的制裁思路,对于共同犯意调整评价的切入点和评价思路。

产业化犯罪中侦查阵地网络化控制体系的构建

犯罪规模化、链条化、组织化的升级,使上下游犯罪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进而导致产业化犯罪。曾在应对传统接触型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侦查阵地控制工作,面临着阵地网眼疏漏、控制能力不足等问题,甚至陷入阵地脱节与丢失的被动局面。为应对挑战,需充分研判当前以阵地控制治理产业化犯罪的优势与困境,通过明确阵地控制原则、健全阵地控制机制、优化阵地控制流程,构建新时代网络化阵地控制体系,实现对产业化犯罪的全方位预警与全链条打击。

黑灰产犯罪供应链的样态与治理模式研究

黑灰产犯罪供应链是处于黑灰产犯罪产业链上游位置,为中下游黑灰产犯罪提供特定资源所形成的链网式组织结构,其横向上表现为由技术、物料、流量三核心要素相互配合形成的供给链,即要素层;纵向上表现为围绕特定资源基于供需关系形成的运作链,即模式层。根据供需关系可分为产品导向、需求导向和平台导向三种模式。基于黑灰产犯罪供应链的样态特征,形成“规制保障-主体协同-平台支撑”的综合治理结构,在基础框架之下,实现分类治理包括事前事中的要素控制、事后的链路打击,形成点面结合、全面覆盖、主次分明的治理模式。

QQ盗号黑色产业链犯罪研究

我国已形成制造木马、传播木马、盗窃QQ账户信息、第三方平台销赃、洗钱等分工明确的网上黑色产业链。QQ盗号黑色产业链犯罪侵犯QQ用户的个人信息、虚拟财产和现实财产,严重危害了我国网络环境的健康运行。对QQ盗号黑色产业链犯罪的认定及应对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犯罪的产业化趋势及侦查对策

我国刑事犯罪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化趋势,具体表现在刑事犯罪:从性质上看,职业化犯罪;从数量上看,规模化发展;从运作管理上看,企业化经营;从专业程度上看,精细化分工;从运行模式上看,网络化运营;从关联结构上看,已形成产业链;从发展趋势看,呈持续扩张态势。打击和防范犯罪产业化趋势:一要完善产业化犯罪立法,二要拓宽犯罪情报来源,三要有侦查经营意识,四要强化重点场所的阵地控制,五要对可疑资金交易开展金融调查,还要加强与行业部门的侦查协作。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困境及其解决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公民个人信息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利益也在与日俱增,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出高发态势。《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遏制非法泄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切断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概括性和"应急性",导致对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在司法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困惑性问题,诸如对于"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认定尚无明确界定,为了有力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有必要对于打击此类行为的罪名进行优化与完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流的构成与侦查方法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流是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概念,包括了诈骗犯罪参与人员及其相互关系、人身信息等构成要素,具有诈骗犯罪人员集团化、跨境化、关联犯罪人员专业化、专门化、犯罪人员低龄化、区域化、身份信息隐匿化、记名化、犯罪产业分离化、分散化等特点。境外大型诈骗犯罪集团的人员主要由金主、代理商、管理团队、人力资源部、后勤保障部、技术部、业务部、财务部、保安部等组成;境内小型诈骗犯罪团伙的人员主要分为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参与者四类;提供作案工具类黑灰产业的人员主要有卡商、号商、设备商;提供非法服务类黑灰产业的人员主要有蛇头、引流团伙、料商、包网服务商、线路商、洗钱团伙。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流以谋取非法利益、逃避侦查打击、规避风控、防止黑吃黑为构成逻辑,以集团型、代理型、产业型三种形式组成。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员流的侦查,可以“从案到人”“从人到案”两种基本侦查模式,依托资金追踪、轨迹碰撞、设备关联、刑技比对、刑嫌调控、特征分析等方法具体开展。

网络盗窃犯罪的发展新趋势及侦查革新

近年来,网络盗窃犯罪手段不断更新,团伙化、职业化、产业化、专业化趋势明显,与上下游犯罪一起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实践中面临案件发现难、线索调查难、证据收集难等严峻挑战。创新侦查模式,强化数据导侦的能力,加强对上下游犯罪的打击力度,建立高效的侦查协作机制,有助于公安机关不断提升打击此类犯罪的效能。

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的构建与完善

生物识别信息是用于自动身份鉴别、状态分析与属性估计的人体生理和行为特征信息,具有唯一性、稳定性、易收集性与公利性的特征。非法获取、提供与使用生物识别信息可能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益、财产权益、公共秩序甚至国家利益的侵害。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从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源头与尾端对个人信息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刑法保护,但无法实现对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别保护。应当坚持以人格权益为中心、以预防为导向的立场完善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特别保护。在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源头,将生物识别信息在个人信息分类分级中明确定位为“敏感个人信息”,并将相关侵犯行为的起刑点设定为50条;在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尾端,将非法使用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制范围;在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将对生物识别信息的非法“持有”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制范围,以实现对非法留存行为的有效规制。

信息化背景下第四方支付黑灰产业链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以2017-2021年相关裁判文书为实证分析样本

涉第四方支付平台案件犯罪手段隐秘化、犯罪流程及资金交易复杂化,呈现出专业化、产业化的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审理该类案件中存在对犯罪行为定性难、量刑失衡、犯罪金额认定难等问题,如何平衡相关犯罪行为的定性和量刑,依赖于厘清相关违法犯罪活动涉嫌的具体罪名适用关系,对于第四方支付平台提供支付结算的帮助行为而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制的是所有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成立黑灰产业链上游犯罪的共犯则规制是某一类犯罪的帮助行为,是否属于帮助行为,应根据行为人对所帮助活动的认识程度和所实施帮助行为的性质分别定罪处罚,以更好体现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明晰刑法适用标准,系统治理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以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和保障数字经济的长远持久发展。

电信网络诈骗黑产链条明知推定的行为类型与边界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的产业链形态造成上下游犯罪主观犯意认定的模糊化,因而明知推定成为常见的证明技术,而司法实践惩处犯罪的客观压力和主观冲动推升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网络帮助犯罪罪名的适用率。在此背景下,相关罪名适用存在明知推定认定的泛化、明知推定与客观行为的连接纽带弱化等问题。在梳理网络犯罪领域明知推定的实践发展路径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推定的行为类型的基础上,建议司法实践应当明确“明知可能”与“可能明知”的规范差异,重建主观推定归罪证明标准与危害行为关联的制度模型,以此确立明知推定的边界,并且改变重入罪推定、轻出罪证明的司法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