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立法的完善

在肯定法人犯罪的基础上,法人犯罪立法中的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法人犯罪的范围、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以及法人犯罪中法人与相关法人成员的关系。在刑法分则中挑出部分罪名进行立法的方式,固然有助于控制法人犯罪的范围,但还存在着罪名稳定性缺乏、选择标准模糊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宜采取普遍性的立法。由于替代责任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相悖,容易导致法人责任认定过于宽泛,故法人犯罪的归责基础应采用组织体责任,法人成员的意思一旦转化为单位整体意志,该意志即成为单位犯罪的意志。基于组织体责任,立法应明确企业事前合规对法人犯罪成立的阻却作用。同时,在两罚制视野下,法人犯罪中法人与法人成员属于两个不同的犯罪主体,法人成员的犯罪并不依附于法人,立法应统一规定,法人成员的犯罪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

论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组织体责任之提倡

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是刑法领域内的一个难点问题。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主要体现为以单位成员犯罪为基础的连带责任与以单位自身为基础的组织体责任两种。在我国,应当肯定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为组织体自身责任,单位是独立的刑事责任主体。单位组织体的责任包括对犯罪的自我决定以及对他人(员工)犯罪的自我确证,前者体现为单位决策机构(组织体)的直接决定(通常称为“集体决定”),后者则表现为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单位成员的犯罪为组织体所确认(可以是事前的授权,也可以是事中的默认)或者疏虞对单位员工的监督管理。但基于对责任主义原则的坚持,不应当承认单位的事后过错的刑事可罚性。

从实践到理论:单位犯罪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催生了单位犯罪的现象和相关刑法理论。45年来,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虽然起步较晚,但步伐很快,且至今仍无停歇的迹象。与之相对应,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理论启蒙、立法注释和本体建构三个阶段,积累了丰富成果。回溯45年来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不难发现,立法与司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司法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始终秉持一种谨慎的立场。在对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中,归责基础的本体建构仍是薄弱环节,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也亟须理论破解。展望未来单位犯罪制度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应当立足于本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深入研究单位犯罪的基础性问题,尤其是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刑事政策转型,以理论创新回应单位犯罪的实践问题,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犯罪制度提供支撑。

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问题

刑法教义学体系中应区别自然人构建单位或法人的教义学理论。对法人进行制裁,应首先考虑三点: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法人是否具有独立承担刑事谴责的可能性。立足法制统一原则,从刑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来看,刑法并没有确认某一主体人格的功能,在民法上承认法人具有人格,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认法人不具有人格。单位人格的特殊性,实质上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从合规的角度对单位进行分析,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流程设计应当在构成要件的适格性阶段进行。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单位犯罪成立条款的立法修正——以单位刑事责任理论为分析工具

有关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的修改和完善,应以组织体责任论作为单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的学理基础。在将单位与自然人刑事责任追究分别予以考量的前提下,必须厘清单位刑事责任与单位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关系。相较于“平行方式”“总分方式”“剩余方式”,“连带方式”重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在定罪时形成必要兼顾,在量刑时形成彼此关照,因而在法理论证上更易形成说服力,在司法实践中也更具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完善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的具体路径:应借鉴《民法典》《公司法》等法律优化单位犯罪主体范围;从违反对外义务和对内义务理解单位犯罪的行为类型属于真正的不作为犯;单位不像自然人那般具备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法在单位犯罪中完全贯彻罪责主义或者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事前合规”可从违反义务的角度以积极条件的方式加以规定,而“事后合规”则不应在定罪阶段予以考虑,应在量刑阶段作为减免单位责任的事由。

刑事合规视阈下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

当前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为个人责任模式。在刑事合规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单位犯罪归责模式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不统一、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违反责任自负原则、单位犯罪的认定缺乏规范性标准。其原因是现行单位犯罪制度不适应以预防为主的政策导向、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原则未能摆脱替代责任或转嫁责任的桎梏、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为“自然人→单位”的逆向归责。对此,应当发挥刑事合规作为预防性刑事政策在单位归责中的出罪作用,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特征出发,坚持“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原则,并将单位犯罪归责路径转变为“单位→自然人”的正向归责路径。

论单位犯罪的监督过失

单位犯罪包括过失犯罪,其罪过形态是监督过失。现代刑法理论实现了单位犯罪与监督过失的融合发展,以惩罚和预防公司、企业等组织体不负责的行为。单位内部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均需对单位的不法行为负责,对监督者归责的根据是其对被监督者遵守法律、法规等具有监督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该义务而没有履行。如果单位能够证明其已经进行合规建设,并且信赖被监督者能够遵守企业合规体系,则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单位犯罪认定有单位路径与自然人路径之分。前者把单位犯罪视为具有独立意志的组织体,并认为单位罪过包括故意与过失;后者主张单位应对其代理人的行为负责,强化雇主责任。单位犯罪不能遵循由自然人犯罪到单位犯罪的认定路径,而是需要把单位犯罪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犯罪解释为一种双层结构,以免出现“既处罚单位又同等处罚自然人”的双重评价偏误。

单位犯罪的概念界定新论

我国现行刑法尚未在立法规定上明确单位犯罪的概念,因而,研究这一立法空白领域很有必要。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具有一定的有限扩张性,但始终要小于犯罪的成立范围。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分标准是犯罪行为与单位业务活动是否相关。据此,单位犯罪是指单位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内部从业人员在单位业务活动过程中,根据单位参与社会生活的客观犯罪能力而实施的刑法上规定为是犯罪的行为。

单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治理的优化路径——以刑事合规为视角

单位是获取和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主体,其所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存在犯罪查处率较低、涉案行业覆盖面广、侵犯个人信息规模大、受处罚标准不一等问题,这表明当前刑法在治理单位侵犯个人信息方面效果欠佳。刑事合规作为国家倡导的治理单位犯罪的重要手段,通过激励单位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促进单位规范经营,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单位犯罪。因此,以当前单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基本态势和问题为出发点,从明确信息使用合规标准、倒逼单位进行合规建设、依据法益侵害程度开展刑事合规三方面优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合规制度,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刑事合规治理模式,有利于从源头上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

企业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形态结构及立法修正

单位刑事责任根据从代理人责任转嫁论向组织体责任论的现代转型,使企业刑事合规的生成及发展具有立论基础。在单位犯罪形态结构的认知上,要纠正传统的单位一元主体论,单位构成犯罪是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前提的立场,提倡单位和责任人二元主体论,单位和责任人分离入罪、分离出罪、分离追诉的认知模式。据此,本文建议对单位犯罪立法予以修改,总则增设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确立责任人的独立主体资格,明确对责任人按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分则全部删除责任人具体刑事责任条款。同时,增设单位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以及单位事前合规出罪和事后合规从宽处罚条款。

涉单位犯罪的刑事归责与合规适用

目前合规实践中将涉单位犯罪纳入刑事合规适用范围的做法,并不符合刑事合规中以单位犯罪为前提的基本理念。基于实定法中责任主体的分析以及单位刑事归责理论中的行为观点的梳理,能够明确涉单位犯罪中单位能够实施不法行为而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基于单位犯罪支配的特殊性、单位刑事责任政策目的及比例原则限制,部分单位犯罪具备客观不法而不予刑事归责具有正当性;而部分罪名如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需进行立法完善。涉单位犯罪的客观不法是刑事合规的适用基础,具有限制适用范围的机能。内部决策者刑事责任与单位支配的关联以及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的整合,使个人刑事责任减免联动激励合规整改成为可能,能够破除涉单位犯罪因单位刑事责任欠缺而合规动力不足与整改实效欠缺的困局。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单位犯罪“双罚制”理据之更新

在单位犯罪中,自然人与单位系因同一危害行为受罚,在没有法定从轻事由时,对单位、自然人分开处理,对单位不起诉、对自然人判处刑罚的公平性令人质疑,这种做法似乎也不符合“双罚制”的要求。现有“双罚制”理论均以自然人的行为分析单位责任,却忽视了单位本身的可罚性所在。旧有的理论并没有联系单位犯罪客观实际。相比旧有理论,组织体刑事责任论指出了单位犯罪中单位和自然人各自的可谴责性所在,揭示了单位犯罪的实质,较好地解释了“双罚制”,应得到普遍认可。

粤港澳大湾区刑事合规治理的启示与展望——以单位犯罪刑事裁判文书为视角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其一旦面临刑事追责将严重危害社会发展。检察机关主导、多方参与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促进企业依法守规经营,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重要制度创新。文章基于公开刑事裁判文书,对2014-2021年间大湾区的单位犯罪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结合单位犯罪在数量、类型、分布、主体、案情等方面的特征和趋势,针对当前涉罪企业合规开展的经验、疑难点与关注焦点,探讨企业合规在优化我国刑事法律中单位犯罪惩治规范中的坐标,夯实立法修订的现实根基,发展单位犯罪的新型治理观,构建优质营商法治环境。

企业合规视阈下单位犯罪的归责根据

在我国当下推行的企业合规制度改革中,对于企业合规的适用对象、企业类型和案件范围,存在较大争议,这都指向了单位犯罪的归责根据问题。域外国家的制度和理论显示,将企业和个人主体责任加以区分,基本上是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也只有在以企业自身作为归责基础的前提下,企业由于合规而可以出罪才能够合乎理论逻辑。我国学者形成的共识观点也是,将组织体责任论作为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并将单位刑事责任的根据界定为对于特定法律义务的违反。由此,我国企业合规包括企业和个人主体,涵括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囊括轻罪和重罪案件,并应根据事前合规计划与事后合规整改、大中型企业合规与小微企业合规等不同类型,得出不同的处理结论。

涉案企业合规长效机制路径探析——立法激励、单位犯罪限缩及信息披露模式提倡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试点运行多年,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基本范式,也发现了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办案人员对涉案企业合规的理解认识还不深刻,对涉案企业合规的能力准备还不充足,行业部门对涉案企业合规相关指引较少或不细,以及涉案企业合规在个人和单位刑事处遇减让等方面的刑法逻辑未充分理顺等。建议立法确立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促事后合规为事前主动合规,企业建立了有效合规,在面临处罚时,可以予以刑罚、行政的减让,从而激励企业主动合规。

刑法应增设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

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犯罪中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但是,所有的犯罪都要受到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单位犯罪也不能例外。应该在再次修订刑法时予以补充和完善。建议在《刑法》第87条中增加如下内容,作为该条的第2款:“对犯罪的单位,按照刑法规定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

论追诉时效在我国单位犯罪中的适用

当前,单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在证券、金融、税收、商品生产经营等行业,成为单位犯罪行为频发的重点领域。由于我国的刑法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单位的犯罪主体资格,因此对单位犯罪的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与细致,只是简单地将对自然人的相关理论套用在单位犯罪之上。单位犯罪究竟有没有追诉时效,如何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期限等问题,一直没有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而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在对单位犯罪追诉刑事责任时却没有可操作性,使得现有的相关追诉时效的规定无法针对单位犯罪发挥实际作用。而对于此问题,国外的刑事法律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因此,很有必要从我国单位的现状出发,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充实现行的追诉时效的相关规定,在我国刑事法律中明确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确定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应当根据单位犯罪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独立的追诉时效制度,以使时效这一重要的刑罚消灭制度在单位犯罪中也能够同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合规视野下的单位犯罪归责理论重构

我国企业合规改革实践中“既放过企业,又放过自然人”的做法,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的要求。这一做法是司法实践在单位犯罪认定中长期存在的将单位与其内部自然人捆绑归责问题的缩影。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我国自然人刑法框架内构建组织体刑事责任制度,以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分离归责。组织体刑事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定:客观上,将单位内部自然人在业务范围内实施的不法行为作为单位的客观行为进行考察;主观上,从单位存在形式、政策决定、文化宗旨、合规计划等组织体自身客观要素中推定出单位意志。在组织体责任制度的司法适用中,要修正单位犯罪认定逻辑,建立合规案件分案处理机制。

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特别程序的立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为适应改革需要,法学界愈加呼吁应当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拓宽至单位犯罪案件。在探索设立单位犯罪案件特别程序的改革背景下,未来立法可以考虑以设立单位犯罪治理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将特别程序的适用主体从企业扩展到所有单位,采用分案处理的方式解决重罪案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问题,严格规范合规的罪名范围和启动标准,合理配置考察期内单位的义务条款。同时,有必要对附条件不起诉程序运行机制作进一步的细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