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犯罪共同说”抑或“行为共同说”

"行为共同说"所宣扬的较之于"犯罪共同说"的一系列"比较优势"不仅是无以立足的,而且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有关共同犯罪的疑难问题,运用"犯罪共同说"是同样能够迎刃而解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大可不必有悖于司法实践中的通行理解与做法而去倡导所谓的"行为共同说"。如果真的以"行为共同说"作为认定共同犯罪成立与否的依据,还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该风险大体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与相关的刑法理论存在着冲突、与我国的《刑法》规定存在着冲突。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体现的应当是"犯罪共同说"。

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属逻辑——以反思“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为中心

共同正犯之"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根据在于参与人对结果的实现具有心理的因果性且共同分担了法益侵害事实,即共同性与正犯性的统一,这才是"共同正犯的本质"。行为共同说将共同正犯视为客观违法形态,不能正视"共同实行的意思"这一主观要素对于共同正犯之违法性的意义,无法区分同时犯与共同正犯。部分犯罪共同说纠结于共同正犯"犯的是哪一个罪"这种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且在业已确定的共同正犯之外确定结果归属,不能说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理。所以,行为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能独立承担共同正犯的认定,应当放弃这一对概念图式,而直接从"共同性·正犯性"这一真正的共同正犯本质上确定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和责任归属逻辑。

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性探析——兼评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

对于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罪,既要反映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又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根据犯罪共同说对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进行统一定罪,才是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触犯数罪名,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想象竞合犯,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的原则,选择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这不仅符合共同犯罪统一定罪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日本犯罪共同说之缺陷分析与反思

在日本,犯罪共同说确实忠实地坚守了客观上的判断和罪刑法定原则。然而,也由此显示了在运用构成要件理论对共同犯罪事实进行分析认定之时,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犯罪事实的缺陷和弊端,因此,我们对日本的犯罪共同说应该重新进行评析与反思。

过失共同犯罪共同注意义务之认定

针对过失共同犯罪能否按共同犯罪论处,在学理之中颇有争议。共同犯罪中主要有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之差异,过失犯罪中主要涉及对过失犯罪的构造理解也即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的差异。立足于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过失正犯能否成立,主要有肯定说、否定说和限定的肯定说之分。在共同义务共同违反说中,如何认定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注意义务或共同的结果避免义务,应注意义务与过失犯罪的关联,共同注意义务的认定以及共同违反的认定。

对身份犯罪共同实行犯问题的最新看法——以渎职犯罪为视角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否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实行犯,两者构成的犯罪如何定性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难题,在对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加以剖析的基础上,赞成折中说,并提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行犯构成的犯罪应该以实行行为说为基础、(更)特殊身份说为补充的定罪标准。凡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行为的,应一律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共犯定罪;而利用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实行行为的,则按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共犯定罪,但在既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行行为,又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行行为时,以特殊的身份说为标准,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共犯定罪。

部分犯罪共同说的思考--从刑事责任的角度

共同犯罪区别于单独犯罪的根本特征在于犯罪的共同性。而共犯理论的基石在于行为。因为判断某一特定责任的归属的标准就是行为，因此合理的共犯理论的建构也就要依赖对行为的理论分析。本文重在从刑事责任的角度简要分析部分共同犯罪说的利弊，以期为共同犯罪理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部分犯罪共同说之提倡

关于共同犯罪的本质，旧派与新派存在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争，两种学说在诸多方面得出了不同结论。由于两种学说均存在缺陷，本文提倡部分犯罪共同说，即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存在分别定罪的可能性；对于共同犯罪的错误，应当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解决；对于教唆犯，只有当被教唆的人所实施的犯罪与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完全没有重合性质时，才能认定为教唆未遂。

承继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探究——基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规定之展开

对于承继共犯的探讨没有必要完全以日本刑法为参照,拘泥于如何认定承继的共同正犯.从我国刑法的规定出发,坚持因果共犯论的立场,只要后参与人事中介入尚未完结的共同犯罪之因果流程,对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因果贡献,根据综合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实质作用的大小,能够妥当认定其成立承继的主犯或从犯.对于在介入之前已经由先行者所导致的后果应当排除出承继共犯的归责范围.在承继共犯的主观要件上,积极利用意思能够为后参与人的明知与共同的行为意思所包含,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

共同犯罪本质新论——共同故意实施犯罪说之提倡

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都存在将共同犯罪与共犯及定罪问题混为一谈等诸多缺陷,因而无法圆满解决共同犯罪的本质问题。实际上,这三者是处于不同阶段和层次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应将共同犯罪的认定定位于单纯的事实认定问题,而将共犯的认定以及定罪问题归还给犯罪构成理论去解决。据此,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事实认定意义上的、社会通常观念上的"犯罪",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

近代中国刑法共同犯罪中教唆犯之理论变迁

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共同犯罪制度在清末变法修律之际开始转型,为民国初期的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教唆犯(古中华法系成为“造意犯”)也处于变化之中,故其在清末修律、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中,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立法与司法也呈现出断裂与融合的情况。立法层面上,共同犯罪制度逐渐废弃了传统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规定,教唆犯理论借鉴了西方先进司法理念,从而建立近代刑法意义上的教唆犯理论。司法层面上,清末修律时期采用《钦定大清刑律》,北洋政府时期采用大理院判决例、解释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例、解释例进行补充解释,对立法关于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规定进行了变通,致力于消除司法与立法之间的断裂,积极与立法融合。

共同犯罪司法扩张现象之批评——以律师与当事人形成共犯为视角

当前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普遍认为,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正在实行犯罪,客观上实施了对犯罪结果有帮助作用的行为,就可以认定该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鉴于此,律师被指控与当事人形成共同犯罪的案件屡见于报道,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司法实务中有不断扩张之趋势,主要原因在于把主观上的"明知"等同于共同犯罪中的"通谋",对于片面合意认定为共同犯罪。另外对于中立的帮助行为与帮助犯之间的界限也并未厘清。为了更好地体现刑法人权保障之功能,应当依照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严格把握共同犯罪人的成立条件。即便帮助者构成犯罪的,也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以及客观行为确定相应罪名,而未必与实行者构成相同的犯罪。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在客观上相互作用,共同导致某一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许多过失犯罪案件往往不是由一个人的单独过失行为造成的,而是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使然。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共同过失犯罪除了具备单个人过失犯罪的基本属性外,还具有自己的复杂情况,在定罪量刑上较单个人的过失犯罪要困难得多,故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对其加以深入探析。一、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考古代刑法,共犯的规定早已有之,其外延非常广泛。“不仅精神正常人可与老小废疾人成为共犯,两人以上的过失犯或结果犯也可成为共犯,……例如共举重物,力不能制,因而杀伤人,仍属过失共同实行犯”。清末《新刑律》第三五条规定:“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犯论”。可见,在古代,并不特别区分共同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然那些规定,不过是专制社会株连责任盛行的体现。综观国外刑法理论,对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基于刑事古典学派的犯罪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某一特定的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的比较法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否认了过失的共同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二人以上共同的过失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案例却屡见不鲜。这一规定一方面可能导致一些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能当做犯罪处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刑事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

日本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共同过失犯罪在日本理论、立法和司法界都是观点林立,纷争不已。在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是否成立问题上,刑法理论界有否定说、肯定说和限制的肯定说;立法规定则不明确;司法界有肯定和否定相对的判例实践。在教唆犯和帮助犯的过失共犯问题上理论界也有肯定和否定之纷争;立法和司法均是采取否定态度。

网络共同犯罪之我见

网络共同犯罪是以网络为空间背景或者侵犯对象的特殊犯罪形态,与传统共同犯罪有着显著的区别。在网络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一般通过网络形成,体现出不确定性和隐密性的特点;在犯罪的客观方面,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实行行为必须依赖于网络完成,包含了很强的技术色彩。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和技术性特征也使共同犯罪人中的正犯、帮助犯、教唆犯的行为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尴尬思过失共同犯罪

过失共同犯罪是立法与司法的一个结,立法是明确规定共同犯罪的含义,将过失共同犯罪拒之门外的,然而,司法实践却让立法遭遇了尴尬。其实现实中的一些案例事实上已经运用了部分过失共同犯罪的理论,承认过失共同犯罪也是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的。本文主要站在限制肯定说的基础上,就过失共同犯罪进行了浅析。

共同过失犯罪应成立共同犯罪

对共同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国内外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争议。面对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本文从犯罪论、刑事责任、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等角度论证了共同过失犯罪应当成立共同犯罪。这不仅解决了司法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也贯彻了我国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

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

关于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旧中国刑法与刑法理论采取了以下定式:新派———主观主义———行为共同说———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旧派———客观主义———犯罪共同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新中国刑法及理论通说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但理论上的论证存在疑问;审判实践已悄悄地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对共同过失犯罪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在现行刑法之下,难以从解释论上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作为立法论,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上述定式,在行为人共同引起了法益侵害,并且对法益侵害共同过失的情况下,各行为人理当对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承担刑事责任。

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刍议

单位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理论界一向鲜有人论及。单位犯罪并不是共同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单位的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单位共同犯罪。